刘尚希 | 会计视角下的宏观经济

2019-05-30 17:19:36 浏览：14414 来源：刘尚希

内容提要：资产负债表、会计计量为我们从微观层面理解宏观经济动态与运行提供了基本信息。企业资产负债表整体情况反映了整个宏观经济的变化，在经济金融化的背景下，金融工具在资产负债表中的作用日益重要。资产负债表变化、经济行为的抉择以及宏观经济变化趋势的反映等都与会计计量紧密相关。会计计量方法的选择是一种基于现实的理性选择，经济金融化的趋势使公允价值计量被世界主要经济体广泛采用。当前，我国应加快政府会计改革步伐，以尽快推出适合的政府会计准则。

关键词：宏观经济 资产负债表 会计计量 公允价值

宏观经济的变化反映在会计账簿上，在不同行业、不同单位的表现不一样。企业会计、政府会计、社会组织会计三种类型的会计都反映宏观经济的不同侧面。

如何从会计的视角看宏观经济？应从资产负债表说起。宏观经济的隐形密码藏在资产负债表里，其变化对宏观经济产生巨大影响。企业通过资产负债表及其关联、不同行业不同部门的关联能感受到宏观经济的变化趋势。资产负债表、会计计量为我们从微观层面理解宏观经济动态与运行提供了基本信息和另一个观察视角。

一、宏观经济运行与宏观经济理论

宏观经济的目标状态就是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如果两者不平衡，就会出现或热或冷等各种经济波动。即使最市场化的国家也高度关注宏观经济。观察宏观经济形势，比较流行的是“三驾马车”的框架，即从“消费、投资、净出口”三个方面去分析判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对策。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以及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人们对宏观经济的认识也在调整变化，用“三驾马车”分析框架已无法为经济问题的解决开出正确的处方。因此，现在转向供给侧的分析。

（一）从需求来分析

众人所熟悉的“三驾马车”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通过“消费、投资、净出口”，只能看到宏观经济运行的结果，但很难去解释其向上/向下的原因。根据这个分析框架，政府可以选择“干预”，如通过不同政策工具去影响投资、消费、出口的变化，这在经济学上叫“平抑经济波动”。如我国1998年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运用了“保增长”的各种政策手段，产生了一定效果；2008年又提出“稳增长”，实施了比1998年更猛烈的刺激政策——4万亿投资的一揽子方案，也收到了一些效果；2008年上半年采取“双防”（防经济过热、防物价上涨），下半年立即转向稳增长，强有力的刺激在2009年见到了效果。

当前又面临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被称为“宏观经济的第二次探底”。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经济下行？下行的“底”在哪里？经济走势是处于“L型”的竖线还是横线上？其中最重要的不是“向下”，而是为什么“向下”。一些人原来认为经济已经要触底回升，现在看来，底并不牢固，再次向下，这就需要调整宏观政策来应对。

消费、投资、进出口等作为观察指标总是存在波动，当向下波动时，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是有效需求不足。其原因是居民、投资者心理预期变差，消费的边际倾向下降、投资的边际回报下降，比较悲观，进而导致市场失灵。在此情况下，货币政策作用不大，经济增长热的时候货币政策收紧效果明显；冷的时候，货币政策刺激作用非常有限，易陷入流动性陷阱。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被寄予厚望。

当前财政政策到底是真积极，还是假积极，仅看个别指标无法形成正确结论。笔者认为当前财政政策太积极。如地方政府负债太高、国企负债高，都是其表现。1998年中央政府财政政策积极，限制地方积极；2008年中央财政政策积极，地方更积极，甚至积极得有些过头，于是中央限制地方政府，要求地方政府举债要合法合规。地方债务中尚有未计入赤字的专项债，如果扩大赤字口径，将专项债计入，赤字早已超过3%。

在社会看来，尤其是从金融方面看来，财政政策不积极，但这只看到了窄口径的赤字率这种表面现象。每年有一万多亿元的减税，显然是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既然财政政策积极，经济却还在持续下行，其原因有两点。一是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还需提升；二是下行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包括外部不确定性影响、一些不恰当的问责影响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等等。

（二）从供给来观察

我国过去供给短缺，现在是供给充裕和过剩，需求相对不足。但扩大需求的传统方式不能解决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于是转向供给侧。2015年底提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问题，2016年开始推行“三去一降一补”政策，也确实取得了效果，此后，有些企业盈利翻倍增长，生产资料出厂价格由负转正，经济收缩状态明显缓解，中国经济表现出乎世界意料。

消费外流，是由于供给的质量还不够好，如婴儿奶粉的消费外流，是由于三聚氰胺的负面影响至今还没有消失。无论是产品和服务，还是消费品、工业品和社会中间产品，供给质量总体不高。社会中高端需求出现后，这方面的国内供给还不能满足。如奢侈品消费，中国居民的占比居世界首位，成为世界最大奢侈品消费群体。同样的东西在中国和印度的价格不一样。原因不仅仅在于关税，还在于这些奢侈品牌在中国的需求远远大于印度，经销商实行差异化定价。现在的供给虽然与过去比进步很大，但整体看（从矛盾的主要方面看）质量还不够高。如服务的供给，包括公共服务的供给，还没有完全从需求的角度来调整和规划，注重“生产”的理念还未转变过来，尤其是北方和西部地区。转向高质量发展是根本性问题，要完成“有和无”向“好和差”转变，需要管理、研发和创新，并持之以恒。简单的模仿只能解决短期问题，而解决长远的问题，需要更加市场化的营商环境，高水平的政府管理和包容审慎监管也要跟上，防止市场产生劣胜优汰——逆向淘汰。

供给侧分析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分析方法，应与需求分析紧密关联在一起。不能从表面现象看供需平衡，要看实质。从整体来讲，宏观经济管理总的目标是社会总供需的平衡。从经济运行的角度，“平衡”是非常态的，目标是趋向平衡。但平衡通常只能反映总量，其实最重要的是供需之间的耦合，包括总量和结构两方面。当前的问题不是总量上的非平衡，而是结构上的非耦合，表现在微观上，买和卖脱节了。这种非耦合，或者说脱节是很普遍的。这既不是时间上的滞后性造成的，也不是空间上的地理障碍导致的，而是企业行为的集体偏差所致，供给响应机制出现障碍。宏观上实现供需耦合，与企业行为密切相关。

不少企业不是瞄准市场的长期需求，而是追求挣快钱，短期利润，这种冲动让其四面出击，没有聚焦，羊群效应导致集体性偏差，与需求脱节。其中内生的高杠杆使企业风险趋高，流动性危机会很容易引发企业休克、死亡，而企业资产负债表是关联的，死一个倒下一片，引发经济危机。若再结合金融危机，交织起来就更严重了。如上市公司的股权质押问题，国企接盘流动性出问题的民企，本是市场行为，但又引发社会的疑虑——是不是在“国进民退”。

总而言之，现在主要不是需求问题，即使扩大有效需求，也需市场帮忙。如今理解宏观经济，要从供给与需求的耦合来观察，问题主要是“供给响应”机制出现障碍。这是政府和市场共同的问题，要靠深化改革来解决。

二、宏观经济与资产负债表

无论是需求管理还是供给管理，都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待与分析问题。而宏观经济的形态也在变化，工业化时是实质经济占主导，现在后工业化出现数字经济、知识经济，产生了新业态、新模式。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经济在不断金融化，资产、财富也都在趋向金融化，经济关系也在金融化，经济交易和金融交易日渐混合在一起而不断金融化。经济金融化是一种不可逆的基本趋势，现在需要重新理解宏观经济。凯恩斯主义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工业化旺盛时期，而当前现实的经济形态是金融经济在知识经济推动下快速发展，经济流转速度大大加快，推动经济金融化。过去的理论尚未更新，已经难以匹配适用。认识宏观问题，需重新回到微观层面来观察。要找到影响宏观经济变化的隐形基因，须知它隐藏在会计报表、会计计量当中，与会计准则密切相关。如果把疾病视同为宏观现象，那导致这种现象的则是微观层面的细胞或者基因变化。笔者认为，观察经济现象与此同理。

（一）资产负债表——微观层面看宏观经济

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认识宏观经济的视角——资产负债表。199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导致很多国家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长期不振，有学者开始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分析宏观经济的波动，认为经济衰退是一种资产负债表式的衰退，或者说是资产与负债的螺旋式下行。

经济的衰退在微观层面就是资产负债表的恶化，导致企业没活力、投资收缩、产量收缩、裁员、人们收入减少等，甚至破产退出市场，进而导致经济螺旋式收缩。资产公允价值下降的灾难性后果，是资产快速缩水，债务却并未下降，导致资产负债率急剧上升，资不抵债。企业之间又是关联的，进而发生连锁反应，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房价下跌导致抵押贷款购房者成为“负翁”，决策两难：继续持有房产，还是交给银行，流落街头。这是经济金融化——房产交易与金融交易融合——带来的结果。这种资产负债表式的衰退，对企业、对家庭都是如此，都可能导致破产。

大量的企业资产负债表恶化，不可避免导致经济下行。“杠杆高”对企业来说是资产负债率的问题。强制性、运动式地去杠杆，也确实将企业、尤其是将一些民企逼入死角，如对影子银行的运动式整顿。现在提出的是稳杠杆，资管计划有所放松，影子银行作为一种融资管道也要发挥一定作用。由此看出，当前导致企业资产负债表恶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企业的赌徒心理，监管政策失当也是导致企业资产负债表恶化的重要因素。

整个宏观经济是由众多企业细胞、企业行为结合而成的。大多数企业都基于资产负债表数据，在经济下行时采取收缩的对策，那就会演变成一种趋势，整个宏观经济运行就会发生波动，甚至陷入动荡。显然，从资产负债表角度的解释和从“三驾马车”角度的解释是不一样的，这说明从资产负债表、从微观层面也可解释宏观经济的变化。

（二）宏观和微观通过经济金融化的过程逐步融合

如今，经济本身一直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呈现出两个趋势：一是工业的服务化，二是经济的金融化。从整个经济运行来看，实际上可以高度抽象成为从融资到投资的过程。无论是实质投资，还是金融投资，越来越依赖于杠杆。股权融资、债权融资都是金融化的过程。产品、服务的交易也越来越多地嵌入了金融交易，如消费信贷、分期付款、预购、赊销等等。在资产负债表中，金融工具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这对企业甚至宏观经济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最终表现出经济金融化。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过去始终是两张皮，一直没能统一起来。宏观上的经济指标和微观上的财务指标也是有差异的。但现实中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已经在融合，如经济金融化，在学科上体现为财务——公司财务——公司理财——公司金融，会计上的金融估价也直接关联微观经济。Finance可叫财政、金融，甚至财务，凡是涉及钱的都可以用这个词，相互之间是相通的。融合已成为一种趋势。所以，宏观和微观通过经济金融化的过程在逐步融合，经济学与金融学也在融合。

企业（资金需求者）——金融市场——投资者（资金供应者）三位一体。这与经济金融化密切相关。资产定价和商品价格机制完全不同。当企业资产负债表、经营活动与金融高度相关时，即使是制造业也在金融化。如调研表明，应收款占到了企业资产的30%，尤其是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压榨，中小企业贴现又导致成本升高。中小企业流动性紧张，再加上融资困难，结果就导致资产负债表的金融化。消费信贷等也加剧了金融化，如房地产预售，销售方式不是实物交换，经营交易变成了金融交易，进而扩大到金融工具、金融资产，从实物经济形态转向金融形态。企业资产负债表金融属性加深，就更需要使用公允价值计量，这导致资产、负债的价值越来越主观化，而过去认为价值是客观的。当价值作为观察对象和观察者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越来越成为一个主观化的过程，基于不同目的的估价行为一旦关联在一起，就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力量。

三、宏观经济与会计计量、资产估价

（一）宏观经济运行越来越“主观化”

一方面，经济运行一度依赖于资产的估值；另一方面，以资本化定价方式为基础进行估值成为资产评估的主要方法，估值的主观因素影响非常突出，未来预期成为决定性因素。职业判断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资产评估的结果。伴随着资产评估主观性的增强，整个经济都会表现出一种主观化的过程，相应的不确定性也明显增加。经济内生的不确定性增大，使得宏观经济风险和公共风险增大，对政府来说是严峻考验。

资产估值与会计计量密切相关。自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金融化使得公允价值开始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用。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方法是与国际接轨、与经济金融化趋势接轨。公允价值这一计量属性在我国的运用也经历了一些波折。如今在经济金融化趋势下，公允价值计量已经不是“要不要用”的问题，而是“不得不用”。经济金融化的发展扩大了虚拟经济的影响，公司财务和公司理财融合，金融工程、资产估价成为金融经济的基础。因此，宏观经济运行越来越“主观化”。而且，这种主观化的过程不仅表现在社会科学方面，自然科学也是如此。我们的世界到底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科学家们也在进行新的反思，尤其是量子力学诞生之后。

过去哲学上所说的主观客观等基本概念，现在受到了严重的挑战，需要对这些概念进行重新思考。会计计量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其中会计计量与宏观经济如何联系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所有的投资问题、资产负债表问题、各类经济行为问题以及宏观经济变化趋势问题可能都取决于会计如何计量，没有会计计量就没有现在所看到的数据和信息，就无法显示出不同主体的权利内涵——价值大小，也就无法进行投资决策。

会计学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与国家宏观经济以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会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如何更好地发挥更好的作用，需要基于新的逻辑，构造新的理论，提出新的方法。

（二）平衡客观和真实成为会计的重要课题

传统经济学越来越难以解释当前的经济，需要加入金融，即金融经济学。过去金融（货币等）和经济（投资、消费、储蓄、贸易等）是两门内涵不同的学科。如今经济金融化既在促成金融经济，又和会计学发生粘合。会计是相对比较封闭的，因为会计数据不能根据现实情况随时调整。会计准则中的一项重要原则是客观性原则，故长期使用历史成本法，会计数据主要基于历史成本。但历史成本以当时市场实际交易的价格为基础，无法反映现实的快速变化，过去入账的数据不能反映现在的价值。因此，历史成本虽然客观，但不真实，与实际价值脱节，没有真实反映资产的价值。进而导致冲突：要客观就无法真实，要真实就需要评估，评估又受主观性影响，不同目的导致评估的价值也不相同，也就是主观性。是追求客观，还是追求真实，二者难以取舍。随着工业经济转向金融经济，基于工业经济商品流转而制定的会计准则在金融经济中的适应性不断下降。

如何权衡客观和真实，这是对会计提出的课题。现实在变化，经济学需要改变，会计学也需要创新，不能永远一成不变。

（三）掌握会计评估标准的话语权，推出合适的政府会计准则

政府会计和企业会计有本质区别。前者是公共主体、行政组织，后者是市场主体，性质、服务对象、要求都不同。现在政府管理比较落后，专业能力跟不上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政府会计没有跟上，导致政府债务、尤其地方政府债务无法说清。对于政府有多少债，各种口径都不统一。公开的债务背后还隐藏了多少，也不得而知。政府资产、尤其是地方政府资产也无法说清，如土地、矿山等，国务院是所有权人代表，但收益又在地方，该编入哪个层面的资产负债表也难以定论。政府会计准则不能模仿企业会计，否则就是犯了方向性错误，将误导政府决策。如今正加快政府会计改革步伐，以尽快推出合适的政府会计准则。

我国经济比西方更复杂，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如何建立中国特色会计准则值得深思。金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会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会计计量问题，串起了宏观和微观，经济和金融，尤其在微观层面越来越一体化。会计如何计量，不仅仅是企业管理的问题，还是如何保护国家利益的问题。一个国家的利益保护，离不开会计。企业、投资走出去很快，但会计、资产评估并未跟进，将对怎样保护对外投资形成严峻挑战。如果全都采用外国准则，使用外国公司评估，风险很大，有可能导致我国的利益在评估中损失。因为会计趋同下的差异意味着“利益”、话语权和标准。工业化有技术标准，会计领域资产定价、评估等也有技术标准。评估的主观性，是专业人士的职业判断，这就是标准和话语权。所以保护海外的国家利益，首先靠军事，其次靠会计评估，相当于给资产、债权债务定价。确定资产、债权债务评估标准的主导地位是保护我国利益的基础。防止转移利润、维护国家税收主权的税基评估，也需要会计的各种评估。这些类似于高端武器，如果不在国际领先，就很难保护国家利益。因此，掌握会计评估标准的话语权很重要。在全球化的今天，既要努力创造价值，也要懂得如何努力保护价值。对国家、企业皆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