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凡：原始创新，青年需强；医生创新，体制待破

2019-05-29 16:56:59 浏览：11516 来源：健康界

在以色列机场，从大厅到登机的路上，所有人都会经过一面墙。

墙体约有五六百米长，上面悉数张贴着为以色列做过重要贡献的科学家照片，包括诺奖获得者、农业专家、技术发明专家等。这面墙提醒着每一个过路人，科技创新是以色列的立国之本。

在一个清凉的深夜，坐标武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杜克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王小凡刚刚落地，就风尘仆仆地来到我们的采访间，向我们描述了上述颇令他感动的画面。

“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尊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的可贵气质。”他说。

 医生创新  体制待破 

王小凡在2003年成为正教授，按照国内传统，这时一般都会再任相应官职，在科研工作之外参与管理。

相比管理，王小凡自认更喜欢研究历史和政策，于是他选择站在一个相对独立的身份上，为中国政府输出谏言，并从2007年起被聘请为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从2010年起被聘任为科技部重大科学计划专家组成员，推动促成了一系列改善中国科研环境的政策制度。

他涉猎范围极广，思考维度多元，能将历史与现实融会贯通，看问题一针见血。

说起国内医生的创新环境，王小凡认为我们的医学评价体系出了问题，把医生当成了科研工作者去要求。

王小凡曾就该问题专门公开呼吁，并被写作内参递交中央。“这个问题一定要从根源上解决，医学体系必须要回归本位，一部分医生不需考核科研，而是专注于向名医发展；做科研的医生，不应该只是唯论文论，专注基础研究，而应该攻破临床研究。”

行程太赶，加上拍摄所需要的聚光灯烘照，王小凡的额头不断渗出汗水，但他飞奔的思绪让他顾不得这些。

他继续补充道，我国欠缺研究型医生，综合高校应该补齐缺口，让训练有素的专业医学生接受相应的科研训练。

对应到健康产业，如何把基础科研转化为临床可用的新药、器械和耗材，仍是瓶颈。“这也需要医生主导，但如果医生此前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科研训练，是很难做到的。”

而要成为一名医学科学家，必须拥有强烈的好奇心。王小凡说，“如果一个人不好奇，他本身就不具备成为科学家的必备条件。好奇心会促使我们一辈子都不会满足于当前的研究成果。”

 原始创新  青年需强 

王小凡非常看重一个青年科学家独立工作后第5-10年的阶段，他曾在数次受访中强调这一理念。

“在这五年里，青年科学家本来能够做出很多开创性研究，需要加大支持力度，但我国目前整个基金方向都是以项目为主，缺乏关注年轻人的基金支持。”

他接着说，一方面，现在国内培养出来的人才越来越多，但在工资待遇上却与海归人才差别较大，且“杰青”可覆盖人数有限；另一方面，随着海外环境变化，想要回国的青年才俊逐渐增加，申请“青千”的人数也在大幅提升，因此“青千”名额也应考虑扩充。

“虽然我们老讲‘帽子问题’，但基于中国现有的体制特点，一旦离开了这些所谓‘帽子’作为铺路板，就确实难以给科研工作者更多支持。”

王小凡认为，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遴选研究员的办法非常值得借鉴。HHMI在遴选指南中列举出的若干候选人特质，包括：

1.发现重要的生物学问题，并严谨而深入地探索；

2.能够在相关研究方向开拓新的领域，并一直处于该方向前沿；

3.能够开发新的工具和方法，或在必要时借鉴其他学科的思想和技术，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4.能够将基础生物学研究与医药应用结合起来；

5.最重要的是，他们具有在未来做出原创性和创造性贡献的巨大潜力。

在具体评估遴选中，HHMI只面向具有5年至15年独立研究经历（如博士后之后的工作）的申请者；评估时，优先考虑申请者最近5年的研究成果与研究工作在其领域的影响；评估后，会将通过申请者在1-5之间评级登记，为其提供滚动支持，并将等级位于3-5之间的申请人比例控制在50%以上。

“所以国外能够不断产出原创成果。”王小凡感慨道，“我们老说原创成果不够，但其实哪一个制度是真正鼓励原创的呢？目前大家基本上都是跟着项目指南跑，跟着资深的人跑，但越是资深的人越容易被分心，也没那么多闯劲，年轻人才最容易出原创成果。”

 科研管理 自信待增 

一环总是套一环。

将人才话题继续延伸，王小凡又说到了国企的创新能力。

“目前我们的民企创新势头很好，但国企面临制度束缚，不能为创新性人才提供相应待遇，导致人才流失严重，创新能力不足。”

但在现实环境中，想要解决哪一个问题，都是极为复杂的。

由于各部委之间职责交叉，若想改革国企的工资制度，需经多个部门协商沟通。“我看搞不好最终还得要搞人才计划，所以一方面人才计划可能还得重叠；另一方面，待遇问题解决以后，还有许多短板需要继续突破。”

我国科研项目管理的繁琐束缚，可以说正是其中一个“需要继续突破的短板”。

此时，时钟已经指向了夜里10点30，面对乘坐了一天飞机从美国赶来的王小凡，我颇不舍得继续追问。

但他精神与兴致都丝毫不减，言语间将我们一同拉回了历史。

“我们去看人类的文明史。一个文明在最鼎盛时期，就老想解决所有事情，老想把所有问题都通过制度制约起来，这时就会出现高投入低产出的问题；当投入产出比下降到一定程度时，这个国家的财力已脆弱到不堪一击，但凡出现战争、传染病、饥荒或气候变化，文明必将开始走向衰落。”王小凡认为，不能因为总是担心科研工作者贪腐，审计管理便处处设门槛，最后导致“国家呼吁的创新实际上却做不到”。

“我们应该有‘四个自信’，第一个自信就是应该相信大部分人会守规矩，是想把科研做好，而不是处处去防人，导致投入产出比过低；在此基础上，设定合理的抽查机制和惩罚机制，增强学术信用管理。”

熟知中美两国时政的他，还举出了现下美国的例子。为了让每个人都过得更好，美国制定了各式各样的福利和政策，结果连其最基本的言论自由也受到许多制约；同时，国债越借越多，但自然灾害颇为无情，一场飓风“哈维”就让德克萨斯州损失千亿美元。

话题继续被延展。

“气候变化是必然的。我现在还在想应该怎么建设粤港湾和长三角，相关部门是不是考虑到了三四十年以后如何升高地基去抵抗风暴，是不是还觉得无论在哪都要修建高楼？”

 肿瘤治疗 分科待整 

国内各家医院，分科看病已是传统。

但王小凡认为，对待肿瘤病人不应该只分科治疗，而应提倡多学科综合协作。“不同学科的医生共同讨论，才能为患者设计出最佳方案。”王小凡说，在美国，每一个乳腺癌患者入院后，至少会有三个医生组成专门小组，包括外科医生、肿瘤科医生和放射科医生。

在他看来，分科的诊疗模式，一方面不能保证每个医生的知识足够全面，能让患者接受到最适合的治疗方案，“而且我国对于医生的知识更新频率没有统一要求，这也亟需改变”；另一方面，由于每个科室的收入单算，很容易导致科室不会考虑病人的最佳适宜，而从经济利益出发去进行治疗。

“因此，在肿瘤治疗方面，无论是在体制上，还是在科研上，都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说起科研，王小凡立即展露出一名科学家的浓厚兴趣。

他从化疗药、靶向药讲起，一直说到抗癌新秀——免疫疗法PD-1。“但实际上只有20%~30%的肿瘤患者对PD-1适用，还有相当大部分的肿瘤细胞用了不同机制，这些机制我们还在探索。”

在这些探索的基础上，王小凡及其团队希望能够借助T细胞产生的抗原，研发出肿瘤疫苗。“肿瘤非常复杂和狡猾，因此，需要运用综合方案，疫苗或许能够和PD-1共同协作，延长患者寿命，最终把肿瘤变成慢性病。”

另一方面，他们也在研究肿瘤微环境与免疫功能的相互关系，其中一个题目是“神经系统如何影响免疫系统进而影响肿瘤”，希望解释为什么精神压抑的人肿瘤出现较早或较为严重。

随着人类越来越长寿，神经系统疾病又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话题。“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这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我们的养老产业有很大的医疗健康需求。”王小凡认为，未来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或许可以满足一部分老人照护需求。

 后记：王小凡的健康观 

“大健康”概念越发深入人心，“医疗”的边界已被“健康”融扩至更远天地。因此，遇到每位受访者，我总要询问其“健康观”，这次采访也不例外。

在心情上，王小凡主张万事朝前看。“基金没拿到或者论文被拒了，我肯定也会难受，但是难受几个小时就过去了，第二天该改就改，接着再送。地球不是围着我们转的，所以往前看，而且不要把人把事想得太复杂。”

在身体上，他主张坚持适度运动。“我从小就体育不好，所以我和夫人就坚持每天走一个小时，哪怕下雨打伞冬天有冰我们也要走，从不间断，已经坚持快二十年了。最近，我又加了一个游泳。适度体育锻炼对于脑力劳动者非常重要。”

另外，他坚决反对抽烟，即便饮酒也要适量。“我一有机会就会对年轻人讲戒烟，中国有三亿烟民，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中共十八大报告曾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第一个一百年，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一百年，是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2049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955年出生的王小凡笑着说，希望自己能够健康地看到“两个一百年”实现。“过去以为不可能的，现在看来可以努力。”

而这当然是可以实现的。

我们，一起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