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创新：世界的新未来和新路径

过去的几十年中，对企业、产业和国家层面在创新管理研究方面有了丰富的进展，将这些研究联系起来，将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当今科技创新时代世界发展的大趋势。

克里斯坦森等在《创新者的窘境》《创新者的解答》《创新者的基因》(以下简称为“创新者三部曲”)中，观察到创新者总会被后来者所赶超的现象，无论曾经的创新者如何抵抗，大多无济于事。“创新者三部曲”中提出了三类创新：延续性创新、低端破坏性创新和新市场破坏性创新(克莱顿·克里斯坦森、迈克尔·雷纳，《创新者的解答》)。需注意的是，延续性和破坏性，与渐进性和突破性并非同范畴的含义，延续性创新中往往也包含了大量的突破性技术创新。

“创新者三部曲”中提到了温德米尔联合公司(Windermere Associates)的“购买等级”产品演变模式，按照功能性、可靠性、便捷性和价格划分了四个阶段(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创新者的窘境》)。如果从用户体验角度，也可以将前两个阶段合并，从而成为“新奇能用”“易得好用”“价廉物美”三个阶段。

阿特拜克与埃伯纳西从更长历史时段，分析了若干行业变迁的宏大进程，提出了产业创新演进的三大阶段：流动阶段(产品创新为主)、转换阶段(工艺创新为主)和特性阶段(成本等改善为主)(阿特拜克，《把握创新》)。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2015年初的“创业与创新——美国的反思与对策”报告中，创新被分为三类，“持续创新”(可称为“同质化产品的替代性改进”)、“效率创新”(可称为“低成本高产出的竞争性提升”)和“市场创新”(可称为“创造新需求的新产品推广”)，并认为美国应大力推动市场创新。

波特和世界经济论坛(WEF)将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阶段划分成了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三个主要阶段。

如果将上述这些观点做一个汇总，可以发现，从企业开发新事业的创新策略，到产业发展的创新进路，再到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转换，似乎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表1)。

实际上，一个产业的创新演进，往往是由后起之秀对原有创新者的赶超而持续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产业所涵盖的技术、产品/服务、价值网络均发生着深刻变化。一个时段，总有几个占据主导地位的产业在经济发展和国家竞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后发国家对领先国家的赶超，往往体现在若干主导性产业的全球竞争优势地位的争取，具体表现为极大地缩短差距(有效追赶)，甚至在部分行业或个别环节获得了全球竞争优势(部分超越)。

二、从“山寨”到引领：大国崛起“三步走”

后发国家从“起飞”前到“起飞”后，正是一个迈向创新发展的历史性进程。

后发国家赶超的起步，往往会始于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入，通过体制革新，启动国内要素配置的市场化进程。“要素驱动”的核心含义，应该是利用市场机制对各类现实和潜在资源进行赋权、竞价而转化为“生产要素”并逐步资本化。考虑到现代经济发展都具有创新的成分(根据熊彼特创新理论，工业革命以来的所谓现代经济，核心在于企业家的创新活动)，说这个阶段采用的是基于成本优势的持续创新，也并不为过。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正是利用劳动力价格低廉等成本优势，承接了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转移。历史上，英美大国地位交替之际，也存在这样的情况。19世纪末，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的时候，英国人洋洋得意地说：美国人制造什么，那要看英国人说什么——这说明英国人当时掌握着规则。然而，19世纪的美国流行着一个格言：“不做英国让做的，只做英国做过的。”——换言之，美国是模仿欧洲起家的。

进入第二阶段，国家想要迈向崛起，光靠跟随模仿是永无可能的，正如“创新者三部曲”中指出的那样：在延续性创新的产业环境中，后来者几无任何机会。改良工艺、优化功能、加快响应、便捷交付等，高效率的运作和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会在“红海”中找到一条通往“蓝海”的捷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教授塞萨尔·伊达尔戈在《增长的本质：秩序的进化，从原子到经济》一书中谈到美国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原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媒体一直在用低工资来解释这一现象。但是有不少国家的劳动力工资明显低于中国，而且也有着大量人口……制造业没有转移到这些国家的原因很简单：这些国家缺乏中国所具有的制造产品的能力——一种体现在中国所有城市、公司和人群的能力。”过去10～20年间，中国形成的强大配套能力，使得中国制造业在2012年以后在产值和增加值上双双超越美国，终结了美国100多年来的制造第一大国历史。德国制造则是高效率的更为长久的一个案例。德国拥有最多的“隐形冠军”企业——那些在狭小的全球细分市场中占据支配性地位的中小企业。根据赫尔曼·西蒙在《隐形冠军：未来全球化的先锋》的数据，38%的隐形冠军存续100年以上，平均年龄为66岁，平均占据市场领导地位时间为22年之久，平均研发投入强度为6%，创新效率是大企业的25倍，产品价格一般高于市场均价的10%～15%。用户能够接受这个溢价，可以认为“隐形冠军”为自己的产业创新生态提供了繁荣和高效的因素。

创新，惟有创造新未来的创新，才能使后发国家最终实现后来居上。其关键在于，必须找到一个新的价值空间，创造新产业、引领新需求，以“正和博弈”实现崛起。正如“创新者三部曲”中指出的那样，惟有实施新市场破坏性创新、建构起新的价值网络体系，后来者才能最终超越曾经的创新者。在产业创新演进过程中，这种情况在几年、十几年内就可以观察到。克里斯坦森等对磁盘行业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发展历程分析发现，磁盘技术从14英寸、8英寸、5.25英寸、3.5英寸、2.5英寸、直至1.8英寸，每一代产品更新，都是那些新进入者发起的，原有厂商哪怕是下一代技术的创新源头，都逃不脱被颠覆的命运。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其他制造业中，如挖掘机、钢厂、打字机(阿特拜克等)——曾经的创新者“前赴后继”地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窘境”(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创新者的窘境》)。对于国家而言，这个历程可能会比较漫长。当一个国家沿着价值链开始向高端攀升的时候，往往会留下一个低端的“战略真空”。“创新者三部曲”指出，后来者就是利用这个“战略真空”实现了对曾经创新者、而今引领者的“逆袭”。“创新者三部曲”中提到的日本索尼公司的崛起案例，特别是对美国RCA公司的“瘫痪性打击”，实际上是当年日本“逆袭”美国的微观写照。美国人雷小山(Shaun Rein)在《山寨中国的终结》中指出中国已经从“山寨”阶段进入“为中国创新”阶段，未来将迈向“为全球创新”阶段——实际上，个别行业已经开启了这个历程——如智能手机领域，尽管利润与苹果公司相比还微不足道，但中国厂商挑战苹果的雄心从未像今天如此坚决。

由上，当一个国家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学习潜力，越来越多的本国企业不再只打“价格战”，越来越多的产业部门开始注重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就开始具备“登顶”的资格了。

三

中国创新发展之路正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和肯定，作为发展中的世界科技大国地位，也正在得到普遍认可。中国依靠科技创新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成为实现更均衡、更充分发展的“世界梦”。

(一)中国创新发展的五大基石

中国创新发展取得的重大进展，是充分尊重并深入把握住了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规律的伟大实践结果，是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直接成效体现，是两者有机融合的重要结晶。

一是把握技术-经济周期变动规律，适时推动重大改革，促进主导产业持续升级。产业创新方面，中国产业经济基本上沿着工业革命以来5次技术-经济长波(依次为纺织化工、铁路机床、电力电气、汽车石化和电子信息)向前演进，可以说是选对了顺序和进路。在前30年工业化基础上，又用了改革开放以来40年时间，基本完成了主要追赶任务。期间，围绕产业经济发展多次实施重大改革，不断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到2012年前后，中国制造业产值和增加值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

二是把握科学技术创新融合态势，科研与成果转化并重，始终紧盯科技重大前沿。原始创新方面，中国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同时，及时把握住20世纪70、80年代之后出现的科学、技术与创新的融合发展趋势，提出科技“面向、依靠”方针以来，一直高度注重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同时，从未放弃过对基础科学和高技术前沿研究的战略部署，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计划、973计划到国家重大专项，中国科技界对攀登世界科技高峰、抢占科技制高点一直做着艰苦不懈的努力。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已居世界第二，发明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一，国际科技论文总量居世界第二，高被引论文数、国际热点论文数、有效发明专利保有量均居世界前列。

三是把握技术扩散-产业转移规律，鼓励区域竞合发展，开放创新促多层次市场。市场创新方面，全面开放与适度保护并举，持之以恒推动对内对外开放，通过FDI和全球技术采购，积极承接国际产业与技术转移。工业化、城市化与科技创新互动，创新资源集聚的基础上形成了多个科技创新中心。“分税制”“梯度转移-发展”和“市场换技术”战略等促进着区域间的博弈竞争与协同合作，极大地激发了区域发展活力。“巨国效应”和多层次市场，为多水平多类型的模仿创新、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提供了丰富应用场景和市场盈利空间。

四是把握科技创新加速迭代规律，注重模式创新牵引，为开辟新发展轨道奠定基础。模式创新方面，中国企业敏锐地捕捉到创新加速和ICT迭代升级的规律与趋势，加之市场竞争空前激烈，为把舶来的产品与模式适用于中国市场，中国企业对市场变化进行着超快速响应，微创新、快创新层出不穷，在改进工艺、降低成本、加快交付、便捷使用等方面做足功夫，创造出多姿多彩的新应用、新模式和新业态。外国人所谓的中国“新四大发明”正是众多产品与模式创新中的典型代表。海量探索和尝试的持续累积，促使中国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开始形成新发展轨道，为赶超和引领奠定物质技术基础。

五是把握科研与创新组织规律，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主动赢得全球优秀创新人才。组织创新方面，从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始，中国一直对科技体制进行持续不断的深化改革，以使其能够动态地与国家发展战略、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相协调、相促进。从大学、科研院所、企业研发机构到新型研发组织，从产学研合作到协同创新，中国持续深化对科研与创新活动的组织创新。在重视教育的文化氛围中，中国对人才培养和选拔达到了空前高度，中国科技人力资源与研发人员都已位居世界第一。近年来，中国还全力吸引留学生归国和外国专家来华进行创新创业，留学人员开始大量回归。按照创新规律，赋予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更大的自主权，鼓励更多的高水平自由探索。

国内外多种科技创新测度指数表明，中国已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中科技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可以说，产业创新、原始创新、市场创新、模式创新、组织创新五大方面的协同共进，强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的创新发展。

(二)中国创新发展的理论思考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创新发展既有类似情况，更有时代特征和自身特色。开放的制度文化意识，强大的生产制造基础，广阔的多层次市场，崛起的研发创造能力，这些都是构成中国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是不断累积和充裕能够有力支撑创新发展的组织资本。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历史上和今天世界各地创新发展中的政府作用被低估了。行为经济学已经指出，如果没有政府提供的规制，市场可能根本无法运作;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起飞和创新发展，首先要形成和发展有力支撑创新的组织资本。在中国，各级政府的产业与科技发展规划，为重点领域和产业选择提供指导，产业与创新政策为企业提供相应的服务环境，教育与人才政策为创新主体提供源源不断的高素质人力资源。政府衍生机构和社会组织、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也提供了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组织资本。同时，围绕经济增长目标，中国各级政府都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建设，这不仅为企业模仿和创新带来了广阔市场空间和众多试错机遇，还提供了日益优良的市场环境。足够的组织资本，是中国创新发展的重要前提和起始条件。

二是开放环境中高效填补“战略真空”的超强学习能力。对内对外的开放，促使环境变迁，引致了空前的竞争与学习。通过引进技术和外资，既解决了国内急缺的技术和资本，又发挥了“鲶鱼效应”作用，促进市场发育和竞争加剧。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实施有效的“战略学习”，不断获取各领域知识。因由中国市场的复杂性和广阔性，战略学习具有较大的战略纵深。也因此，“战略真空”体现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上。在国内是广阔而多层次的市场。克里斯坦森等在《创新者的解答》中指出，“零消费市场”是中国企业开展破坏性创新的最大优势之一。国际上，因产业转移、出口导向战略带来的发达国家中低端市场，促使“中国制造”以价廉物美而逐步享誉世界。跨国公司和外资研发机构利用中国优秀的人力资源，将在中国市场上的创新产品和服务回流到发达国家和地区，实现了“逆向创新”。这种“战略学习”中的一些做法曾被一度贬斥为“山寨”，其实，所有通往创新引领的路径上，基于学习和模仿的改进与微创新，都是必不可少的。

三是基于特色需求和模块化开发生产的产业快速重构。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模块化趋势，在中国结合独特的多层次市场需求被应用到极致，直接导致了各相关产业的裂变与聚合。总体上，中国企业很好地遵循了由模仿创新、流程创新到产品创新的创新“逆袭”进路。第一步目标是成本最优，做到物美价廉，手段是延续性创新。第二步目标是效率改进，做到易得好用，手段是工艺创新、低端破坏性创新。第三步目标是创出新品，手段是产品创新、新市场破坏性创新。在这个过程中，不是简单的一个产业内部的变迁过程，而是波及周边产业的宏大进程。中国企业一旦进入一个行业，首先往往会将成本和利润压到最小，一切能够降低成本和挤出竞争对手的技术、组织与模式变革，都被快速应用进去，这对原有产业产生了破坏性解构。早期对知识产权的漠视，意外造成了技术知识广泛扩散的效果。然后为了获取新的竞争优势，企业不得不改进配送交付效率、增加周边功能等，这引致了周边产业的破坏与重构。接着，为了进一步提高用户体验，有实力的企业研发和应用各种新技术，将原有相关的产业“碎片”进行重组，最终形成了对原有技术轨道的根本性改变，也即建构起新的价值空间——新产品、新服务、新消费、新业态、新产业。

四是紧跟世界科技创新浪潮的前瞻性科研。成就中国创新发展的一个极具特色的做法，就在于科研能力的不断提高。中国通过部署一批批跟踪世界前沿发展的科研项目，保持着对世界科技趋势的清晰把握。阿尔文·托夫勒曾经指出，中国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得益于在紧追“第二次浪潮”(工业化)的同时，紧紧把握“第三次浪潮”(知识化/信息化)的重大机遇，实现“两步并行”。科研面向应用、面向产业、面向市场，从“研究即资源”(科研成果是产业发展的资源)到“研究即服务”(科研机构为企业创新提供服务)，再到“研究即引擎”(科研能力成为经济发展动力)，中国逐步从模仿跟随迈向赶超引领。这得益于两种战略的有效互动，也即“市场换技术”的技术替代战略和瞄准世界前沿的科研跨越战略(大学和科研院所在一定程度上的独立性，以发表高水平论文和专利为导向)。技术替代战略往往会导致进入“产业技术跟随陷阱”和对外国技术的追加式依赖，而科研跨越战略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这种路径依赖。同时，技术替代战略能为科研跨越战略提供一定的现实约束和转化“小试”，进而避免过于超前而引致的战略方向偏差。加之中国巨量科技创新人力资源，吸引着跨国公司到中国来实施生产外包、服务外包、设计外包，直至研发外包。技术替代战略、科研跨越战略和高质量优秀人才的“三螺旋”，为中国创新发展持续累积着从后发到先发的战略优势。

中国创新发展的伟大实践，充分体现着以开放促进改革、以改革激励创新、以创新驱动发展、以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的正反馈激励效应，将开放红利、改革红利和创新红利，汇聚成持续迈向更高水平发展的巨大动力。

四

每一次对历史的超越，都是重大机缘与巨大艰辛付出的交汇。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都离不开时代变革的重大背景，都必须体现甚至创造着历史潮流涌动的主导方向。中国创新发展兴起于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的第5次经济长波，受惠于也促进着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未来10～30年，中国创新发展需要与新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更为密切的互动，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一)中国创新发展战略升级的关键在于捕获“非对称先发优势”

正如创新经济学中对企业家描述的那样——对机会窗口时刻保持着警觉，后来居上者实现超越的关键在于把握住全新巨大价值空间的战略机会窗口，在领先者陷入“创新者窘境”的时候，获取“非对称先发优势”实现历史性超越。

纵观发展历程，未来重大战略机会窗口，就在于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所包含的智能科技创新所带来的时代变迁。

一是智能科技创新将可能引致人本身的整体性变革。一般来说，科技进步深刻而广泛地改造着生产工具、劳动对象、管理方式和治理结构，智能科技创新将可能对劳动者也即人本身产生重要影响。人工智能既是对人类智能的仿真，更是对人类智能的延伸，甚至也不乏对人脑和身体的改造与提升。这种对人本身的整体性变革影响，在历史上尚未如此深刻地发生过。那些对于人机共生伦理更包容的民族和国家将可能获得先发优势。

二是智能科技创新将可能引致人类创造力的新爆发。一些研究表明，从20世纪30、40年代以来，人类创造力就处于“高原期”。智能科技创新将可能再次解放人类创造力，极大地拓宽人脑的“算力”和“带宽”。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是以群体性突破为特征，将涉及诸多行业和领域，如果一个国家受教育人口的规模和比重相对较高的话，其创造力将很可能会率先被引爆。

三是智能科技创新将可能引致社会组织模式新变革。社会组织的本质使命在于配置和发展人力资源。进入农业文明以来，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组织模式也在不断演进。智能科技创新将带来新的组织模式、管理技术和治理结构。当人工智能从“按我说的做”、经由“自己看着办”到“我们一起想想看”的阶段，那些能够更适应或更能发挥“群集智能”的国家和民族，将可能优先获得更为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激励发展势能。

因此，要把握住以智能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重大历史机遇，需要更充分地发挥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独特优势，形成与智能科技创新相融洽的匹配关系，进而能够捕捉到“非对称先发优势”。

(二)中国创新发展要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

纵观历史，每一次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中都会崛起的新兴大国，它们往往会在创新思想、创新文化、创新管理、创新组织、主导技术和产业等方面，为世界贡献出极具本国本民族独特气质的创新成果，成为主导世界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

面对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中国创新发展更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并从根本上与现代科学技术思想、知识和精神相融合，从而实现兼收并蓄的飞跃。

一是注重发挥系统化思维的传统，促进整合式创新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维模式偏向综合、整体和系统，在创新实践中表现出擅于将不同技术整合形成多功能新品的特质。中国目前大量创新实践也都展示出系统集成和总装的强大能力，进一步需要促进更富创造性和突破性的整合式创新发展，以获取颠覆性创新的灵感和方向。

二是注重发挥技术艺术融通的传统，促进技艺型创新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对科技的审美价值似乎有着天然的“悟性”，能够实现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内在融通式的领悟与创新，从而获得更富效率的产出和更具竞争力的新品。进一步需要促进根本性流程再造式的技艺型创新，以获取脱离和超越现有技术轨道的破坏性创新。

三是注重发挥崇尚自然和谐的传统，促进生态化创新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和衷共济”“美美与共”，在创新实践中能够将自然现象与人文社会相关联，在创新管理中能够突出团队效应。进一步需要最大程度上激发个人创造潜能、更广泛实现多方协作，以利益共同体构建创新生态共同体，实现对创新价值的分享式创造与提升。

从文化视角而言，中国创新发展的战略升级，核心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扬弃基础上，更进一步增强包容性，实现与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高效动态匹配、响应与共进。

(三)中国创新发展战略升级要突出无与伦比的创造性

面对高度动态变化的时代境况，中国创新发展需要进一步增强创造力、影响力、引领力，在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两方面回应人类发展未来面临的重大历史关切，为人类发展开辟出崭新道路。

一是高度重视源发性基础研究与颠覆性技术创新，努力成为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重要策源地。中国正在迈向创造全新市场的创新发展阶段，而所谓的“新市场”，则是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产品、新服务形成对生活生产生态的规模化介入。从本质上讲，今天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源自“想象力的实体化”，也即人们把握物质世界的规律，创造出从未存在过的事物，这需要人们持续不断加深对世界的认知、理解和把握。源发性基础研究与颠覆性技术创新正是获取新知、创造新品的重要基础。未来，中国需要立意高远地加大对那些看似“无用”的基础研究领域持续投入力度，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产业技术创新力量和创新服务支撑力量，注重新问题的提出与定义，敢于向世界科技发展的最前沿进行大胆布局，揭示新现象、探求新领域、形成新理论、创造新工具，以重大科技原创带来的新世界观、新价值观，赋予人们前所未有的想象和实践新空间，为世界发展带来新资源、新动能和新未来。

二是高度重视创新创业与人才培育集聚，激发全民族创造力的空前高涨。历史无数次证明了，创造力空前高涨是大国崛起与民族复兴的根本前提。涵养科技创新人才要有“广度”，最大程度提高全民族受教育水平，最大程度普及科技知识与科学精神，最大程度提高全体国民的网络应用技能，使我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培育科技创新人才要有“气度”，呵护和养育敢于质疑、探求未知的科学精神，改革发展基础教育，以创新能力为培养重点，发展研究型、创新型和创业型大学，打造世界一流的育才体系。集聚科技创新人才要有“丰度”，促进多学科交叉、多门类汇聚、多主体对接，打造世界级的各类前沿交流平台和机制，形成优良的创新生态。促进创新创业要更具“高度”，实施更具引领性的科学展望和技术预见，逐步建立起面向全球的“技术雷达矩阵”，动态、及时搜索辨析颠覆性技术、破坏性创新、未来产业重大原创性突破的研发热点、竞争焦点、发展重点，并依据预见结果，动态部署相关研发与创新战略任务。

三是高度重视创新自信、文化自信的提振，率先形成引领未来的智能经济、智能社会和智能文化。超前部署世界级水平的智能基础设施，充分考虑诸如可充电的自动化公路、中低空无人机通道、分布式制造技术等带来的新需求，全面提升基础设施的可感知程度。在能源变革、人工智能、万物互联、生命创制、微纳制造等领域，强化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的示范应用，鼓励和发展面向智能创新产品的展示展览、互动体验、会谈洽商、交易撮合、商务法律等服务，使中国成为世界范围内智能产品和服务发布、体验和应用的密集地，推动我国成为与世界同步甚至引领未来的新产品、新模式、新服务、新商业的试验场、示范地和领先应用国度。促进生态、生活、生产的和谐共生演进，把文化科技融合作为新一轮全球化的重要助力，实现对未来世界新文化的预演和嵌入，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在我国和平崛起过程中逐步构筑起影响全球、无与伦比的软实力。

四是高度重视路径依赖与路径锁定的危险，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以促进高质量发展。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形成一支国际化创新型企业家和产业创新领军人才队伍，培育未来创新领袖。促进组织创新，鼓励探索能够激励创新的新型法人机构，鼓励和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研发创新领域，使得新型研发单元、新型创新机构、新型社会组织更富活力、更具效率。推广包容性创新政策，形成对创新创业最便利的商事主体管理规制，对新兴产业领域中涌现出的大量新事物、新业态、新模式，给予最大程度的包容，尊重并积极发挥市场和社会的作用，将一些暂时性的社会摩擦予以消纳，使我国成为未来产业国际规制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改革投入和评价制度，赋予科技创新人才及其团队充足的技术路线决策权、经费支配权和资源调动权，给予科技创新人才及其团队“十年磨剑”的“耐心资本”和宽松氛围。促进信息开放共享，给予各类人才充足的国内外交流便利，使中国成为世界级的创新信息交汇之地。浓郁创新文化氛围，持续提高公众创新风险友好意识，使全社会形成尊崇创业、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愿意尝新的新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