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斌：文化遗产的功能重构与价值实现

2019-05-06 16:36:48 浏览：15542 来源：中国旅游研究院

5月5日，由江苏省宣传部、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扬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的“大运河文化旅游产业投资合作论坛”在扬州举办。戴斌院长应邀出席并为大会做主旨演讲，全文如下：

尊敬的盛蕾董事长，同志们，朋友们，

下午好！

我承认如下观点，可能会让人感到不适，但还是愿意将它作为这篇演讲的出发点：我们不可能将所有的文化遗产都加以活化和利用，有的甚至连保护和保存的必要都没有。虽然无论见过去伟大如秦皇、汉武、孔子、李白，还是见当下平凡如你我，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独特，其生命过程都值得被记忆。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绝大多数人或苦难或辉煌的生命印迹，终将无声无息地随风而逝。在数千上万年的历史长河中，只有少数人的名字、思想、事功及其物化空间才有可能为历史所记忆，化为人类文明浩瀚星空的一粒微光。参访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时，两个场景至今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其中，世界各地的主流报纸，定格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同一天的头版，一张接着一张绕壁阵列，无声讲述着那么多国家和地区在同一时间发生的不同故事的同时，一束背光打在地上，光影相间幻化而成文字，Earth to earth, Dust to dust（尘归尘，土归土），观者安宁如黎明前沉睡的大地，间有呼吸如枯叶自枝头飘零。

对于京杭大运河这样的浩大工程，也即欧美纪录片Mega里所言，一旦失去了其本来意义上的军事、交通、政治功能，除非有重大事件赋予其全新功能，否则只能作为人类文化遗产加以保存，是很难再现曾经的繁华的。在山东“运河之心”的论坛上，我曾以《繁华不只为追忆》做过主题演讲。作为后来者，我们会记住历史，珍惜祖先的荣耀，因为那是来时的路标。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关注当代人对当下幸福的追求，以及对未来的本真诉求。影响一代人的朦胧派诗人舒婷过三峡眺望神女峰时，石破天惊地写下过这样的文字，“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从那时起，国民生活的精神指向就不再只是承载过去的神圣荣光，而是高举人文的旗帜，理直气壮地追求个体的、现实的与世俗的幸福。不理解这个文化心理的嬗变过程及其内在逻辑，就无法有效建构四十年来包括文化和旅游在内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也无法确认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价值尺度，更无法完整理解“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中国梦的完整内涵。回到现实，地方、社区和企业不能因为建设和发展，而随意破坏老祖宗留下的优秀文化遗产，也不能以保护的名义无限扩大遗产的范围，而漠视当代人发展和创新的权利。

也正是从人本主义范式，而不是文物技术和法律条文出发，我和中国旅游研究院的同事年初对《文物保护法》的修订提出了如下的观点。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但是人民不可能只守着记忆活着，无论这些记忆是逝去的繁华，还是曾经的苦难。以前我们对文化遗产抢救不够，保护不够，所以要建立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文化公园等制度体系，通过国民教育、科学研究、群众文化、红色旅游等途径加以传承，这些工作仍需要坚持做下去。与此同时，面对人民对文化遗产的参与度和获得感不足的现实课题，我们还需要平衡好保护和利用的关系。既要守住意识形态的底线，防止被市场牵着鼻子走，甚至为票房而戏说历史、歪曲历史；也要避免无视社会发展和人民需要，而出现类似于文化保护原教旨主义的倾向。事实上，在文化遗产的功能重构和价值实现的过程中，文化人和旅游人都应该走出相对封闭的小圈子，走向社会，走向大众，借助一切可能的平台、渠道和方式，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生产高品质的文化内容，满足人民对美好精神生活的需要。

同志们，朋友们，

价值是由需求定义的，需求越多，市场基础越厚实，价值越大，反之则反是。现在有一种倾向，一说文化资源开发和遗产活化，就奔着旅游市场和产业方向去。事实上，旅游是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的重要领域，但绝不是唯一的领域，甚至也不是最主要的领域。世居于此的城乡居民和常住人口的精神文化生活，才是文化建设的主要服务对象，也是创新发展的源动力。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数据，本地常住人口数十、数百和上千万，年接待游客数百、数千万，甚至数亿，并且得出结论旅游市场规模是本地居民的十倍之多。却没有意识到本地市场可是常住居民一年365天，一日三餐高频消费堆积而成，而旅游市场是游客长则数周，短则一天的低频消费拉动的。沿着这个思路，文化为谁而建，遗产为谁而活的问题不就容易理解了吗？我们面对近在咫尺的市场需求，固然需要引进外来的资本、技术和专业人才，但更要重视本土企业和人才在文化创意、创业、创新和创造方面的天然优势。与物质生产不同，涉及文化建设和生活品质的提升，不可能也没必要动不动就搞什么产业园、什么大工程。扬州是文化的、历史的、世界的，更是生活的、当代的和扬州人民的。当且仅当扬州人民的生活幸福了，异国他乡的游客才会愿意到访，才会满意而归。

大运河及其所承载的漕运、官渡，还有乾隆下江南，都是流动的文化，所有的重点都在水和船，在人与水的交融。不要总想着在城市中建静态的博物馆，可不可以放宽视野，依托运河建个水上博物馆，既承载历史记忆，也展现空间的流动？多数情况下，单纯的静态展示，就靠现在的一些老照片，连个场景和物件都没有，加上乏味的解说，是很难引起人们共鸣的。只有深深植入本地人民的生活方式，把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建到社区中去，让文化活动和艺术事件像阳光、空气和水一样融入到日常生活场景，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公共文化的服务效能才能得到有效提升，文化强国的建设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我国台湾的白先勇先生由文入戏，以己之力振兴昆曲艺术，青春版、厅堂版的《牡丹亭》在华人世界常演常新。如果不是深耕于当代观众市场，不是持之以恒聚焦改进，而仅是一味靠保护和小圈子里的自我欣赏，恐怕取得不了今日成就吧。林怀民先生在台湾地区创办的云门舞集，借着“光着脚”跳的现代舞，在露天的舞台，学校的操场，飘香的稻田，甚至榕树下的一片空地上，却把九歌、红楼梦、书法等中华传统文化精髓传递到了社区，深植于一代年轻人的精神里。像这样在不同文明的对话中，借助当代传播手段，把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更多案例也都表明，文化遗产活化，需要普及、传承和创新。而首先是普及，是要让文化遗产走入当代生活，而非简单意义上的收藏在博物馆或立个牌子式的保护。普及还应该是开放的体系，既要重视权威和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传播，也要重视草根和大众的自发创作和市场扩散。QQ音乐和敦煌研究院合作、新生代音乐人尤长靖演绎的《西遇》上架不到一小时，评论就破万，微博转发量则超过120万，当下的敦煌正因年轻群体的认同而快速传播。LOFTER上的同人作品，同样是因为创作者与读者可以互动，而不是传统的我写你读，才涌现不少有生命力的经典诠释。客观地讲，文化主管部门和专业研究机构对此关注不够，继续下去的话，我们将无法与下一代对话。

同志们，朋友们，

价值是由投资、技术、创意、研发、生产、服务等供给体系决定的。以前去景区，到哪儿都是廉价的珍珠、贝壳、串珠和手链，当然需要反思和创新。现在呢？几乎所有的历史文化街区和博物馆都在以文创的名义兜售新一轮的旅游纪念品，满眼都是故作萌态的故宫猫、胶带纸和手机壳。小孩子想要一把当场就可以拿着玩、疯着跑的侍卫刀枪而不得，只能失望而归。而对此情此景，我想问创意开发团队，研发过程中有问过一句小孩子们真正需要什么了吗?又或者以网红的名义，到处梁山好汉式摔碗酒、文艺青年式留言、涂鸭、漂流瓶什么的，这不是为文创而文创又是什么?也有动不动就把“纯手工”做卖点，如果纯粹的手工制作就等同于文化和品质的话，那么对工业革命、科技革命、文艺复兴的历史岂不是要重新评价?我们善于借鉴和模仿，但似乎更善于把任何需要积淀、耐心和智慧的事情，弄成快速圈场子，又快速散场子的快消品。文明演化和生活幸福这样的事情，既不可能是权威部门的规划，也不可能是靠抖机灵的策划，它一定是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文交流上边际创新的结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红只是文化遗产活化的第一步。

接下来是面向当代生活的内容创造和品质提升。不能一说文化就是历史遗产和外来的高雅艺术，不能总想建标志性的博物馆、艺术中心、大型主题公园，要研究当下老年人、青年人、少年儿童、学龄前儿童的阅读、影视、戏曲、舞蹈、音乐、游戏、购物、餐饮等现实生活需求。这当然就需要公共文化机构和旅游企业面向，更需要创作团队重归生活场景。上海彩虹合唱团、河北他奶奶的庙等市民和村民自发形成的文化现象值得认真研究。比如世界、M&M、泰迪熊博物馆等室内亲子乐园的兴起，及其背后的文化驱动力和市场逻辑，同样值得研究。在文化遗产活化和当代创新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敢于利用，更要善于利用资本、技术和商业的力量。中国旅游研究院上个月在京发布了夜间旅游研究成果，明确提出了18:00—22:00“黄金四小时”的概念，良业等企业在商业实践中形成了“光影雕刻”的产品。照明技术是驱赶黑暗，光影艺术则是重构夜晚的生活空间。这样的技术和产品已经很成熟了，G20峰会可以用，周末的大众休闲也可以用。广州的小蛮腰、温州的瓯江两岸可以用，运河沿线也可以用啊。现在年轻人的旅游休闲诉求，已经不再是简单地吃吃喝喝、玩玩乐乐，而是带有对知识的更高诉求。专题研讨的时候，我年轻的博士团队甚至提出了“我与运河一起重生”的构想，针对断运的河段，建立一个支付宝蚂蚁森林那样的平台，通过社群的努力让断运的人工河重生。她们还提出“动手造个船，陪你下江南”的商业创意，结合工程、数字、人工智能和时尚音乐，先把人气聚起来，这些blingbling让人直呼年轻人身上孕育的丰富想像力和无限可能性。没有国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广泛参与，没有思想的引领和技术的应用，没有企业家的商业创新，我们也许会守护历史的记忆，却过不好未来的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还会有少数人走得更远，他们会一直走到文化的边缘，走到当代人思想的边界，以高度的历史自觉进行边际意义上的探索与创新。这些打着“实验”“先锋”“探索”的名义所进行的文化活动，可能会是蒙克的《呐喊》、 梵高的《星空》、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也可能什么都不是。不过正是由于这些无法确认最终价值的创作，甚至是个体毁灭性的创造，才让一间居所、一条街道、一座城市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记忆，成为世界文化地标。如果说呆萌的网红随处可见，资本和技术驱动的内容创造有迹可寻，那么走到边缘进行边际创新的文化活动则是我们无法预测的，更是不可规划的。就像当代量子物理让我们重新认识世界的不连续与不可测一样，当且仅当一切行政的、市场的和科技的力量，在文明演化和人民生活面前保持真正的谦卑，甚至“爱，直至被伤害”，文化遗产才不止是繁华记忆，也是生机勃勃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