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与应急管理创新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国家应急管理体制的新构想，提出了要加强、优化和统筹国家应急管理的目标，确定了要建立以统一领导、权力和责任明确一致、高效应对突发事件、具有更高权威、具有更高应急能力的国家应急管理体制。该决定还明确了建立新的应急管理体制的目标，即防范和化解重大、特大风险，健全国家公共安全体系，从而提高安全生产保障能力，提高公共安全维护能力，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实现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及社会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重新组建，按照“9+4”模式，整合了13个部门的应急管理职责。新成立的应急管理部将原来分散在不同部门的地质灾害防治、抗震救灾、防汛抗旱、安全生产管理、消防救援等职能整合，构建统一领导、权责一致、权威高效的防范化解重特大安全风险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

应急管理与安全感提升。社会治理格局下的综合应急管理不仅要做好传统应急管理中的减灾和救灾、地质灾害救援、抗震救灾、防汛抗旱、安全生产管理和消防救援等非常态时期的、专业的应急管理工作，也要做好非常态的社会安全和风险治理工作。民众安全感也将是衡量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指标。

安全感（security）是社会心态指标中的重要指标，是社会大众在一定社会环境下对于不确定性和不安全的感受，因此安全感更多的是在强调不安全感（insecurity）。个人安全感是对健康、充足的食物，家庭、工作场所和社区等环境的安全感受；经济安全感包括金融安全、工作安全，以及个人财产权利、土地使用和个人投资方面是否受到保护；社会安全感强调的是对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水平的感受；政治安全感包括公共秩序是否得到保障，政治组织的合法性是否能得到保护，国家安全与否等；环境安全感主要是指社会成员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的安全或不安全的感受。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06年、2008年、2013年和2015年获得的安全感数据，发现影响民众安全感的多是那些日常生活中的风险。分析历年各项安全感得分，发现食品安全感是各项安全感中得分最低的，信息与隐私安全在2006年得分是最高的，但到了2013年就下降明显，与交通安全的得分接近，排在第三低的位置。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在历年的调查中都处在较高的水平，2013年开始调查的环境安全得分也不高。最近十多年，反映社会治安状况的人身安全感和财产安全感较高，这是政府部门强力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网格化管理取得的成效。总体来说，全国的医疗安全感和劳动安全感有所提高，但不时爆发的医患纠纷和医疗卫生事件使得人们的安全焦虑难以消除，进一步提升安全感比较难。2018年7月发生的震惊全国的疫苗事件，再一次引发了全社会的恐慌和对于医疗安全的担忧。应该以这样的风险事件处理为契机，从制度上完善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医疗卫生管理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确保各环节的有效监督和可回溯，明确管理责任，重视舆论监督和其他社会监督，防范可能的风险，通过信息的公开透明消除群众的不安全感。多年来，食品安全问题严重，民众的食品安全感不断下降；我们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特别是中国北方和西部大面积的空气污染，使得人们的环境安全感下降。关注社会安全感的特点和变化，研究社会安全感低的原因，并通过社会治理来解决社会安全感反映出的社会问题，努力提升安全感，这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内容，也是应急管理的常规工作。

应急管理与风险治理。灾害预防、突发事件预防、灾害救援、事故救援、公共安全事故预防及处置和社会稳定等工作都属于风险治理，风险治理需要面对风险认知、风险管理、风险沟通等方面的问题。目前，社会上普遍存在不当的风险认知，这是许多社会风险的根源，也是风险治理必须首先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我们进行的一项风险认知调查表明，人们认为最危险的五种风险源，按危险程度由高到低的顺序排序，分别是核泄露、毒气泄漏、战争、燃气爆炸、核武器，排在之后的分别是传染病、恐怖袭击、地震、癌症和交通事故等。这表明，人们对那些会对群体生命伤害大的，但发生概率并不高的风险源更加关注；反而会忽视那些频繁发生的，对个体生命威胁更大的风险源。人们会本能地躲避危险，但却常常忽略风险。风险不同于危险，风险是危险发生的可能性，每个人受教育程度不同、与风险相关的知识和经验不同、接触道德风险的信息不同，这些都会影响个体对于风险的判断，使得许多高风险被忽略。在公共管理上也存在忽视风险的情况，灾害救援、事故应急等方面政府可以紧急拨出专款，但在防范风险方面的常规预算常常不足。在风险治理上要转变观念，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以小的风险防范经费支出来节约大的事故应急经费。

人们对现代社会中的许多风险认知不足，其中一个原因是风险事件是通过不同媒体传播的，这个过程被称为“风险的媒介化”。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风险意识主要来自个人或周围人的经验，但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对风险的认知、判断和焦虑主要来自大众媒体。风险媒介化的过程中会出现风险信息的失真，表现为风险媒介化过程中释放了错误的风险信息或知识，或者风险媒介化过程中的风险信息不足或缺失，这就会产生新的风险。上海踩踏事故就是由风险媒介化过程中信息不足造成的，同样的还有北京“7.21”暴雨引发的灾难。在这些重大灾难之后，应急管理部门开始吸取教训，如今在特殊气象条件下，市民会收到风险预警的信息提示短信；在一些重要活动举办前，应急管理部门也会提前通过各种媒体发布公告。充分的风险信息起到了预防事故的有效作用。人们的风险认知过程是非常主观化的，不同的个体对相同的风险信息会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行为。风险知识和经验决定了人们应对风险的能力，许多人对新的风险缺乏了解、没有经验，由此在面对新的风险时就没有正确的判断能力，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或者把风险放大，或者低估风险。对此，德国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者贝克指出，风险社会是依赖知识的。因此，应急管理的常规工作应该是通过专业机构来排查风险，编制风险认知地图，指导民众进行风险防范，提高社会的风险认知、防范和应对能力。

应急管理相关的心理学应用。心理学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发展出众多的门类，应用于众多的领域，也有许多与应急管理相关的研究成果，这些也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

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是风险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视角，与风险社会理论、风险文化理论一起成为风险研究的核心内容。风险感知是人们对特定风险的特点和风险的严重性作出的主观判断，是公众心理恐慌的重要测量指标。

国内心理学界利用心理学既有的学科体系提出安全心理学的框架，希望从工业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环境心理学和工程心理学相结合的角度进行安全心理的研究和应用，重点研究事故发生过程中人的心理活动特点和规律，研究意外事故发生中人为因素如疲劳、情绪波动、注意力不集中、判断错误、人事关系等的作用，探讨减少和避免事故的心理学方法。

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目前政府部门、学术界、社会各界需要共同探索的课题。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社会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内容之一，是联结心理学学科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的中介和桥梁，是把百年来心理学成果应用在社会治理中，要做到将应用心理学的体系和社会治理实践双向完美契合。把社会治理体系与心理学的体系相结合，将心理学的原理、方法创造性地运用于社会治理实践，在中外学术史上没有太多可借鉴的经验，需要进行社会治理理论、实践和心理学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探索。同样地，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如何服务于应急管理工作，也需要心理学界和政府部门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