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9个副省级及以上城市的生态涵养质量评价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邓燕红，2018）。建设生态文明是一个包括源头防范、过程治理、后果奖惩的系统工程，其中的生产生活方式、环境资源损耗补偿、生态保护与修复、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等都需要通过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制度和法制体系，形成更加严格、公平、可持续的社会规范和制度加以引导和实现（刘举科等，2018）。

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要深入贯彻落实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深邃历史观、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自然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基本民生观、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整体系统观、用最严格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的严密法治观、全社会共同建设美丽中国的全民行动观、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的共赢全球观等“八个观”。做好新时代城市或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必须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化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战略思想为生态城市或地区建设的生动实践成果，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城市或地区生态文明建设。

城市或地区的生态涵养质量是其实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治理产生的效果，是生态治理能力在生态系统各个方面的反馈。关于生态涵养及其衍生概念，不同学者具有不同的认识。在综合各位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对生态涵养质量的涵义进行了以下界定：生态涵养质量，在一定程度上是实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治理的具体实践，指在保护生态承载能力和资源禀赋的前提下，注重生态文明政策的制定和宣传、引导，强化生态修复和水源保护，完善生态补偿和后期管护机制，加强与周边地区的生态保护协作、区域资源整合，大力发展生态友好型产业，着力保护、建设和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生态产品和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生态文明是一种新的人类社会文明形态，考察城市或地区的生态涵养质量是推进地区或城市生态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生态治理耦合于“绿色发展”理念的精神意蕴，内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探索与构建生态治理体系也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质量”是一个与目标、资源、能力、过程、系统、结构等密切相关的概念，通常用来衡量目标实现的程度或效果。结合生态涵养质量的概念分析，城市或地区的生态涵养质量要从城市或地区的整个生态系统出发，在保护生态承载能力和资源禀赋的前提下，实施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可能需要具备的能力、资源与过程来体现。在构建城市或地区生态涵养质量评价指标时，要先了解何为治理能力和生态治理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对评价指标进行构建。治理能力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需要从系统性、整体性的高度对其进行考察分析。国内外学术界对治理能力研究的成果颇丰，但鲜少进行系统性、层次性、条理性的分析。我们在借鉴治理能力要素和系统论的基础上，按照系统分析的“输入—转换—输出—反馈”路径，从生态系统的“目标要素”“资源要素”和“过程要素”入手，构建生态涵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目的是回答生态系统如何运转、生态治理如何发生和产生效果以及人类在生态系统中如何参与和应该具备怎样的能力等，从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角度对城市或地区生态涵养质量进行系统性、层次性、科学性的分析与评价。

生态保护与生态修复过程有四类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第一类是治理主体，主要是国家但不限于国家，地方政府也是生态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之一；第二类是治理对象，即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等，他们既是生态治理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生态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具有交互主体性；第三类是治理目标，主要是指实施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等生态治理要达成的效果，具体指对治理对象进行生态服务、生态教育和生态的法治化引导以及做好生态修复和生态保护等；第四类是治理资源，资源的丰富和协作化程度直接影响行为主体在参与生态治理过程中可以动用的能量，资源越丰富、协作化程度越高，越能促进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在推进生态治理的过程中，不仅需要主要实施者发起行动，还需要客体对象的积极响应；不仅需要政府制定实施与此相关的政策、规定、制度， 还需要及时听取公众对生态文明建设总体评价、绿色生产评价和绿色生活评价。基于这些原因，本次指标的测量研究方法不仅包含客观数据，同时也包含通过采访和调查获得的主观数据。

根据测评结果，我们将19个副省级及以上城市的生态涵养质量得分分为3组：第一组为高分组（得分>80分），包括杭州、青岛、南京、广州4个城市，即华东“三雄”和华南“一霸”，这些城市在全国的政治、经济等社会活动中处于重要地位并在区域内具有很强的辐射带动能力，是具备高生态涵养质量的中心城市；第二组为中间组（75分<得分<80分），包括厦门、深圳、上海、大连、北京、长春、成都、武汉、宁波9个城市，这些城市中除了北上深等一线城市，其他多为日益崛起的二线城市，经济实力较强，发展潜力巨大，政府配置资源能力强，基础设施配套水平和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都比较高，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在自身所处的城市群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其生态涵养质量在区域中较高；第三组为一般组（60分<得分<75分），包括哈尔滨、西安、重庆、天津、沈阳、济南2个直辖市和4个省会城市，由于上述直辖市下辖农村地区以及省会城市所在的城市圈建设滞后，高端服务功能不足，生态文明建设的力度有待加强，因此，这些城市在19个城市中生态涵养质量得分相对较低。

基础（支撑）能力是指城市或地区在进行生态保护和修复过程中为保障生态涵养质量需具备的基本价值导向和能力，包括生态教育、生态服务、生态法治化以及生态安全等。按照各城市基础能力得分，高于80分的城市排名从高到低依次为杭州、青岛、广州、上海、南京、厦门，这6个城市的生态涵养基础能力较强；中间组的大连、武汉、长春、天津、宁波、深圳、成都、哈尔滨在基础能力方面也有一定的实力，但是与高分组还存在差距。

创新能力是指为保障城市或地区生态涵养质量的物质与非物质支持，包括资源配置和利用程度、区域合作的程度和区域间资源整合的程度等。按照各城市创新能力得分排名，高于80分的城市有杭州、青岛，这两个城市在生态涵养的创新能力方面表现优异，中间组的武汉、广州、大连、深圳在创新能力方面做得比较不错，北京、上海次之，说明这些城市在生态涵养的物质与非物质保障支持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与高分组仍有一定的差距。另外，长春的生态涵养创新能力在东北地区最高，沈阳的得分明显低于其他城市。

高质量发展能力涉及生态治理实施从输入到输出良性运转的全过程，包括绿色政策制定、绿色政策执行、区域生态风险应变、多元协同治理、生态产业等内容。按照各城市高质量发展能力得分，高于80分的城市排名从高到低依次为杭州、青岛、厦门、南京、深圳，这5个城市在生态涵养的高质量发展能力方面表现不错；中间组的广州、北京、上海、重庆、大连、成都、长春也同样表现良好；低分组的哈尔滨和宁波与中间组还有一定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