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势跟踪（1905期）中国央行在多难局面中寻求平衡

　　路透在报道中说，易纲正视了过去一年央行面临的挑战，同时回顾了人民银行及时预调、主动作为的五大工作，并表示，央行不断在两难甚至多难的局面中寻求平衡。

　　尽管今年中国稳健的货币政策不再提“中性”，中美贸易磋商也仍存变数和悬念，但央行官员清晰表态：货币政策内涵没有变且更强调逆周期调节，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仍有一定空间但比前几年小，并对未来人民币在市场决定机制下变成非常有吸引力可自由使用的货币有信心。

　　“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政策取向。我们现在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和以前比较这次我们没有提‘中性’，更简洁，但实际上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没有变。主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体现逆周期的调节，同时货币政策在总量上要松紧适度。”易纲称。

　　今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并明确“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相匹配”，不过，这一目标在2018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已明确提出，实际上体现了保持宏观杠杆率稳定的导向。

　　据易纲透露的最新数据，2018年末中国宏观杠杆率总水平为249.4%，比2017年末下降了1.5个百分点。他强调指出，在考虑货币政策的时候，比如1月份的数出来，一定要把货币信贷的数据拉长一些看，在一个时点上也不能看一个数，要看许多数的加权平均；在一个时间序列上，也不要看一个时点，而是要看一个时间序列的移动平均，这样就可以比较全面地来判断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内涵。

　　在中国1月信贷和社融数据齐创历史新高，并出现一些票据套利问题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央行官员此前均已密集式强调不搞“大水漫灌”，要着力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央行今日公布的2月信贷数据显示，信贷和社融均明显降温，尤其是社融增量受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减少3000多亿人民币影响，仅为7030亿创下2016年7月以来逾两年半新低。

　　易纲表示，央行高度重视资金空转的问题，对1月结构性存款和票据贴现的规模和利率、中央银行对票据的再贴现利率都进行了分析，总的来说没有大规模的空转或者套利，有少数个别银行、个别客户这些个别现象不排除是存在的，但是如果看平均值，看整个发生时间的长度，整个票据贴现还是支持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

　　央行副行长潘功胜也在同一场合表示，下一步要加强票据融资利率和资本市场利率之间的联动和传导，对于可能存在的套利和资金空转保持警惕，及时采取措施。

　　在回应如何降低实际利率水平的问题，易纲表示，就降低名义利率而言，去年货币政策取向实际上一直在降低无风险利率，比如10年期国债利率下行了70多个基点，即从4%的水平到现在差不多是3.15%的水平，这一无风险利率的下降，显然有利于降低名义利率。

　　“李克强总理在报告中要求降低实际利率水平，主要指的是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实际感受的融资成本比较高的问题。”他指出，在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实际感受的融资成本，特别是贷款利率里面，除了无风险利率，主要是风险溢价比较高造成的，所以贷款的实际利率还偏高，主要是怎么解决风险溢价比较高的问题。

　　在易纲看来，解决如何降低风险溢价的问题，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利率市场化改革，通过改革来消除利率决定过程中的一些垄断性因素，更加准确地进行风险定价，通过更充分的竞争，使得风险溢价降低。

　　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可以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完善破产制度，提高法律执行效率，还有降低费率，均可降低实际的交易成本，使得风险溢价降低。

　　潘功胜也谈到，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个长期的、综合的问题，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及监管部门长抓不懈；但在支持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过程中，要注重市场规律，坚持精准支持，选择那些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主业相对集中于实体经济、技术先进、产品有市场、暂时遇到困难的民营企业进行重点支持，防止盲目支持、突击放贷，增强对未来金融风险的防控能力。

　　“从实际效果来看，应该说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状况有了一些边际的改善，所反映出来的贷款数据，如贷款的增长、贷款的覆盖面都有大幅度上升，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大幅度下降。”他进一步解释称。

　　至于存款准备金率，去年以来央行五次降准一共3.5个百分点。易纲认为，力度是比较大，经过一段时间的降低，现在的存款准备金率将来会逐步向三档比较清晰的框架来完成目标，大型银行为一档，中型银行为第二档，小型银行特别是县域的农村信用社、农商行为最低的一档，目前央行正在逐步简化，使得存款准备金率有一个更加清晰透明的框架。

　　“三档准备金率加权平均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目前是11%，我们银行清算用的超额准备金率只有1%左右。所以，我们银行的总准备金率也就是12%左右，实际上跟发达国家的总的准备金率差不多，而且这个比率要远低于日本的比率。”他说。他并表示，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在国际比较中是中等的，“发展中国家有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在这个阶段，一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还是合适的、必要的。所以，我们通过准备金率下调，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应该说还有一定的空间，但是这个空间比起前几年已经小多了。”

　　汇率问题是中美第七轮贸易磋商谈判被关注的焦点之一。易纲表示，双方确实就汇率问题进行了讨论，并直言“讨论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中国的汇率形成机制符合我们在G20和所有其他重要国际场合上的承诺。”他透露，双方在在尊重对方的货币当局决定货币政策自主权、坚持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遵守历次G20峰会的承诺比如说不搞竞争性贬值不将汇率用于竞争性目的、及就外汇市场保持密切沟通等关键和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他并指出，市场决定汇率在中国汇率形成机制里面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央银行已经基本上退出了对汇率市场的日常干预，汇率市场的波动和一定程度上的弹性对整个经济是有好处的。

　　从汇率波动来看，去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波动率是4.2%，这一波动率相对于欧元兑美元的波动率、英磅兑美元的波动率偏小，反应了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

　　易纲强调，汇率稳定不代表说汇率盯死了不动，汇率必须要有个弹性，有个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才能起到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我们绝不会把汇率用于竞争的目的，也不会用汇率来提高中国的出口，或者进行贸易摩擦工具的考虑，这是我们承诺绝对不这样做的。” 他并提到，企业和老百姓对人民币汇率弹性已越来越习惯，市场上对风险的对冲工具也越来越多；展望未来，人民币汇率会在市场决定的机制下，变成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可自由使用的货币，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企业和全世界的投资者将对人民币越来越有信心。 谈及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进程，易纲表示，应当比较理性地看待对外经贸摩擦，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时间表是根据中国改革开放需要决定的，这样受到的干扰就会比较少，相信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所以会坚定不移地按照既定的时间表来推进。

　　潘功胜也表示，随着金融市场的开放，面临的跨境冲击和跨境风险会更加大一些，因此在推动金融市场开放的过程中，要不断完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管理，建立宏观审慎和微观市场监管的双层管理框架。 此外，针对去年违约高企的债券市场，他认为，有一些违约是正常的一种现象，它有利于打破刚性兑付，纠正了债券市场的扭曲，有利于形成正常的投资文化、正常的价格，有利于债券市场资源配置。“扩大开放，管控风险，是2019年债券市场工作的两项重点工作。”他称，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步伐很快，但总体水平不高，境外投资者持有中国的债券大概占比只有2.3%左右，未来的潜力还是比较大的。

（综合信息）

　　据路透报道，欧洲央行3月7日将危机后首次加息时机推迟至最早2020年，下调了经济增长和通胀预估，并向银行提供新一轮多年期贷款，以帮助重振欧元区不断放缓的经济。但投资者并不相信欧洲央行能够实现目标，并把预期的升息时间从2020年中期推迟至2020年末，这表明欧洲央行（ECB）维持较低利率的时间势必要长于该央行现在的预估。

　　市场对于欧洲央行能否把通胀提高至略低于2%的目标水准也存怀疑。衡量市场对利率预期的指标之一——隔夜和远期欧元无担保之加权平均隔夜利率（EONIA）之差暗示，目前市场仅完全预期2020年末加息10个基点。另一个衡量市场对利率预期的指标——欧元银行间拆放利率（Euribor）利率期货也显示到2020年12月才会有一次升息。

　　由于经济数据疲弱，且担心贸易战和英国退欧带来的风险，全球投资者已经重新评估了对于央行收紧政策的预期。了解讨论情况的消息人士对路透表示，在大幅调降经济增长预估之后，欧洲央行总裁德拉吉又推出了比预期更大胆的刺激举措，甚至连立场温和的决策者都感到意外。

　　荷兰国际集团（ING）资深利率分析师Benjamin Schroeder表示，“有理由认为欧洲央行需要在政策指引覆盖的期限之后继续维持较低利率，因为如果看一下到2021年的通胀预估，就会发现需要某种形式的宽松来达成这样的上升速度。”

　　长期通胀预期下降，进一步表明欧洲央行的新指引促使投资者重新评估利率和通胀前景。五年、五年远期损益平衡通胀率降至1.45%。

　　大和资本市场经济研究主管Chris Scicluna表示，“市场上有些人刚刚意识到通胀情况不会很快改变。”他称，五年、五年远期损益平衡通胀率对欧元区未来通胀的预测并非不合理，不过该指标看起来“有点强”。“我们对通胀的预估弱于欧洲央行，”Scicluna说，“不仅是欧元区经济不温不火，美国和中国经济也在放缓。欧洲央行将很难使通胀提高到1.5%或更高。”

（Reuters，2019.3.11）

　　《金融时报》副主编、全球商业专栏作家拉娜·福鲁哈尔在《金融时报》发表的文章中认为，几十年来，金融化一直是全球经济的主要推动力。如今金融资产总规模是实体经济的三倍多，调整的时机已近成熟。

　　苹果发行信用卡早就只是时间问题。与大多数银行相比，这个世界上首家达到1万亿美元市值的公司的现金更多，在全球的影响力也更大，那么为什么不应该像银行那样做事呢？苹果正在与高盛（Goldman Sachs）进行信用卡合作，这是苹果的许多股东长期一直支持的。几年前由于担心苹果在中国市场的销售情况而抛售苹果股票的卡尔·伊坎（Carl Icahn）告诉我，苹果早在2013年就应该是家银行了。但它也是一个被称为金融化的市场趋势的例子。

　　这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术语，主要是被学者用来描述整个经济中金融和金融导向行为的崛起。这个笼统的术语涵义广泛，既包括对公司优先考虑股东价值的批评，又包括对一些高管操纵资产负债表以提高短期业绩的议论。它还针对那些关注金融而非其核心业务的公司，以及那些背负巨额债务的公司。这种趋势无处不在。

　　苹果不是唯一一家试图像银行一样行事的企业：学术研究表明，美国公司金融活动收入相对于非金融活动收入的比率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攀升，然后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急剧上升。这反映了经济本身中金融的崛起。

　　几十年来，这种金融化一直是全球经济的主要推动力。但我现在相信我们达到了我所称的“华尔街巅峰”，即这一趋势的顶点，对于那些选择更多关注金融市场而不是实体经济的公司来说，会出现收益递减。

　　证据就在我们身边。想想卡夫亨氏（Kraft Heinz）的衰落。该公司表明了一项聚焦于短期财务业绩的战略是如何适得其反的。这家包装食品集团由巴西私募股权集团3G拥有部分股权并负责经营——3G以聚焦于利润率而非销售增长的极端成本削减和零基预算而闻名。这家私募股权集团被指回避长期投资，同时采用短期财务伎俩，例如为了改善自由现金流而向供应商延迟付款。自2015年合并以来，卡夫亨氏的股权价值已经下降一半以上。

　　然后是美国页岩业。活跃的投资者——或者批评者所称的门口的野蛮人——蜂拥而至，寻找那些需要削减庞大预算的公司。感谢那些为了寻求更高收益而为过度扩张提供资金的投资者，这类目标有很多。

　　能源债券市场在过去十年中规模扩大了两倍，但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增加高管薪酬和过剩产出。债务缠身的公司现在已经成为私募股权和其他投资者进行强制整合的成熟目标。

　　你还可以举出数十个适逢其时、备受瞩目的例子，这些公司都为了取悦华尔街而进行了浮士德式交易，结果却栽了跟头。（我想到了通用电气：该公司去年被迫拨出逾150亿美元，以弥补很久之前便已经分拆出去的保险部门的亏损。）

　　多年来股票回购（通过减少股票数量来提高每股收益）的爆炸式增长反映了这一趋势。沃伦·巴菲特可能会辩称，股票回购是一种受人欢迎的使用闲置资金的方式。但我认为，启动股票回购最好的时机是在信贷周期之初，而不是在信贷周期之末——也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阶段。多数公司回购股票，不是为了给自己的未来投下信任票，而是为了提振股价——这是典型的金融化举动。

　　今年1月美联储（Fed）出人意料地决定暂停加息，这可能会使得股票回购潮持续更久一些。这是因为较低的利率使得借钱回购股票的成本更低。但美联储因市场动荡而被迫180度大转弯，这一事实是过度金融化的另一个迹象。低息资金变成了一剂吗啡，太多的公司和投资者似乎已经戒不掉了，尽管我们进入经济复苏期已经将近10年了。

　　低利率掩盖了无数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不仅是过去10年，数十年来都是如此。如今，金融资产总规模是实体经济的三倍多。眼下企业债券市场价值13万亿美元，是2008年的两倍。

　　当然，债务是金融的生命线。但它也是未来危机的最大指征。经合组织（OECD）近期警告称，企业债券市场的债务规模创下了历史新高，债务评级却处于历史低点。在2018年发行的投资级债券中，一半以上的债券质量都处于最低水平。这可能会放大经济放缓的影响，很多人感觉经济放缓已经迫在眉睫了。OECD表示：“如果发生经济衰退，预计可能出现违约的企业债券所涉及的投资金额，可能远远高于上次金融危机期间的水平。”

　　已经负债累累的行业（比如能源行业）正在经历较高水平的违约。目前金融化已经推进了近50年。但就像如今市场上的很多其他领域一样，调整时机似乎已经成熟。

（FT，2019.3.7）

　　这轮股市的上涨带动了股民炒股情绪，中国股民不淡定了。据中国基金报报道，2月26日（大盘大涨后一交易日），海通、中信建投、平安、广发、银河和华西等6家券商出现登陆故障。平安证券回应称，交易APP负载均衡器承压，已进行扩容，股票交易系统正常。

　　这一幕在2015年也发生过。2015年3月23日，申银万国、申万宏源、国元三家券商交易客户端因出现不同原因的“罢工”；2015年4月15日，海通证券交易系统出现大面积瘫痪无法登陆；2015年4月23日，广发证券交易系统发生故障；2015年5月21日，华泰证券交易系统无法登陆；2015年5月22日，西部证券交易系统无法登陆；2015年5月29日，招商证券交易系统发生故障……

　　如今的股市动态与2015年股灾前的那轮从2000点直奔5000点的行情极其相似。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内，大盘涨幅超出20%；个股中，有些股票的市盈率已经高达百倍。比如，被市场视为“5G”龙头的东方通信，3月8日收盘价为36.44元/股，市盈率高达447倍，即使3月11日依旧跌停，市盈率也在400倍之上。而且，讽刺的是，东方通信早就发布公告称，自己的业务与5G关系不大。

　　2015年的那场股灾背靠宽松货币政策这颗大树，在市场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原本没有杠杆经验的股市开始引入杠杆资金。

　　四年前，整个国内市场处于一种极度疯狂的氛围中。受市场流动性过剩影响，资本市场处于一种有钱没地方花的状态。央行释放市场流动性原本是为了救助实体企业，然而，当时国内炒作氛围浓郁，虚拟经济的资产溢价水平远超实体经济。在资本逐利天性的驱使下，资本自然会向高收益行业流动，而资本扎堆聚集的结果就是催生资产泡沫。

　　2015年的股市过热恐怕完全超出监管层的预估。当证监会发觉问题时已经处于一种骑虎难下的局面，在回头收紧两融资金时，终究引发了股市踩踏式抛盘，千股跌停频现，最终一发不可收拾。之后，对于场外配资的清剿进一步引发了股市下跌。

　　今年2月底，沪深两市两融余额升至8000亿元至上，这是近四个月来，两融余额再度回升至8000亿元上方。同时，场外配资也有复苏势头，监管层也开始注意到场外配资的骚动。

　　3月3日，广东证监局发函禁止证券经营机构与配资机构合作；做好交易监控。这次，监管层在事态没有恶化前就把场外配资拒之门外。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也证明了场外配资又开始活跃，从而暗示股市的炒作浪潮再度开始。

　　本轮股市上涨其实也与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关。可以说，这轮股市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是央行发的红包。

　　1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86.59万亿元同比增长8.4%，增速比上月末高0.3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低0.2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54.56万亿元同比增长0.4%，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1.1个和14.6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8.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2%。当月净投放现金1.43万亿元。

　　此外，2019年1月17日人民银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4000亿元逆回购操作。此前一日，央行刚创纪录地开展了5700亿元逆回购操作，两日累计投放9700亿元。1月15日，央行降准1个点，释放约7500亿元资金。

　　1月份的资金投放为2月份的股市上涨提供了基础。同时，中美贸易关系正在向良性方向发展，市场预期发生了改变。迷茫中，股市似乎在孵化一只小牛。

　　不过，3月8日，沪指再度大跌，上证指数从3100点上方直接跌破3000点，当天跌幅达4.4%。该情景也与2015年股市大跌之际有所相似。不同的是，2015年股市从5000点高位下跌，下跌空间较大；而这次从3100点下跌，距离本轮行情2500点的起始位并不远，下跌空间有限。

　　3月11日，沪深两市没有受上周五（3月8日）大跌影响，继续保持上涨势头。截止中午收盘，沪指早盘收报3006.19点，涨1.22%；深成指早盘收报9571.09点，涨2.21%。

　　一个健康的股市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存在争议。毕竟，中国的市场与国际上的市场还是不同的，“特色”摆在那。但是，一个健康的股市长什么样是有模板的。

　　对比美国道琼斯指数与国内的上证指数可以发现，美国股市也会因金融危机或经济下行周期而出现大跌，但美国股市整体保持着一种相对平稳的走势。反观国内股市，整体来看也延续着一种缓慢上行的势头，但区别在于国内股市会发生过山车式的极端行情，而美国股市则相对平稳。无论原因是什么、理由是什么，从结果来看，美国股市比国内股市更健康。

　　国内股市之所以无法维持一个相对平稳的走势，总是会出现大起大落。其原因有两点：国内股民的“爆炒”情绪与股市机制畸形。前者是主因，后者是次因。

　　中国股民向来是不知敬畏的一群人，以前有暴风科技连续35个涨停板、掌阅科技连续24个涨停板；今有长生生物退市前频现“地天板”、概念股遭热炒。这些现象充分说明了国内股民的赌性依旧没有根本性改变，投资者欠教育。

　　不成熟的投资者对市场而言就是滔滔洪水，能载舟亦会翻舟。在无法根本解决该问题的前提下，唯一能做的就是制约。但是，国内的股市交易机制设计无法做到制约作用，甚至是帮倒忙纵容“爆炒”。中国股市缺少“做空”机制，然而，健康的股市恰恰需要“做空者”来稳定市场。“做空”本身就是对价值过高的修正力量，而国内股市只允许做多，不允许做空。因此，几十倍估值的异常现象，在国内市场中就属于正常。更有趣的是，券商发布研究报告时也有一项潜规则，即不能看空。前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现任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的任泽平于今年2月16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热点前瞻沙龙中爆料称，“A股从来都不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A股已经超出了科学的范畴，有相当一部分可以归于文学的范畴。今天这个时间不展开了。”他表示，预测A股是很难的，因为每次都得预测“5000不是梦”。

　　相信没人想要再经历一次2015年的股市悲剧，如果现在股市止步于3000点左右的水平，并且能够好好积累、过滤一下的话，未来健康的牛市值得期待。可要是现在就再搞个“5000点不是梦”的话。那2015年的噩梦，恐怕也不远了。

（福布斯中国，2019.3.11）

　　陈歆磊、李嘉怡为FT中文网撰稿指出，共享单车、网约车、乐视等案例都有其共性，即资本将本应理性发展的市场吹到一个无法正常运作的高度，致使行业内企业无法合理竞争。

　　2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举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强调金融要回归本质，并中提出“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的重要论述。这个论述传递了两个清晰的信息：一是，金融是为经济服务的，不是来操纵经济的；二是，金融服务应该脱虚向实，踏踏实实，放弃高风险的做法。

　　不幸的是，以上两种现象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广泛存在于中国经济体系中，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经济，甚至一度成为备受推崇的模式。

　　最好的例子莫过于共享单车。共享单车一开始就被定位成互联网模式，大量的资本投入来制造新的供给，同时进行高额补贴以扩大市场占有率，即所谓的烧钱模式。但是本质上共享单车是个重资产模式，其高昂的运营成本限制了这个市场的利润率。国外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合理的共享单车市场应该有合适的价格，市场规模也应合理。但是在中国，共享单车市场的竞争本质上是资本的比拼，让整个行业陷入恶性竞争。

　　为了抢占市场，部分企业在不考虑盈利和城市规划的情况下，过度投放单车。根据中国自行车协会官网的文章披露，2016年共享单车投放市场共200万辆，2017年1-4月份投放量达400-600万辆，平均每个月投放上百万辆。以常住人口大约为2500万的上海来看，需要50万辆单车。但实际上，上海的单车保有量为170多万辆，市场渗透率7.1%，远远超过常规的1%。这种无序扩张不但导致了大量闲置，而且使得共享单车公司无法正常盈利，同时还导致了自行车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紊乱，造成的社会资源浪费惊人。而操纵了市场并追求高风险高回报的资本，除了早期跑得快的，剩下的都是亏损。

　　网约车行业也是如此。起初，滴滴、快的在资本支持下靠补贴大战迅速抢占市场。在双方损耗严重的情况下，滴滴快的合并。此后，滴滴并购Uber，彻底成为了行业龙头老大。这些合并背后都有资本的影子，但是都没有引起监管的注意。为了招揽更多的司机与乘客，滴滴出行为两方均提供了高额补贴，使得网约车市场无盈利可言。据公开资料显示，6年来滴滴出行累计亏损高达近390亿元，2018年仅在司机补贴上就投入高达113亿元。而且为了扩大市场份额，无论车辆与驾驶员是否具有合格资质，都可以在平台上“揽客”，使得用户体验不断下降，甚至还引发了多起安全问题。但是，烧钱刺激出来的市场并非真正的市场，高度依赖补贴的网约车市场，司机和乘客忠诚度都不高。当资本退潮后，只会看到两种结果，一是需求不足，原本补贴刺激出来的市场需求，一旦没有补贴就会立即减少，对那些盲目（以租代购）进入该行业的司机造成巨大的损失；二是供给不足，原本部分网约车司机就是奔着补贴加入滴滴出行，一旦补贴减少或者滴滴为了自身盈利提高抽成，网约车司机数量会骤然减少，导致出行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这两种现象对于网约车企业和社会都是伤害极大的。

　　当然，最具戏剧性的还是乐视。作为一家视频网站公司，如果专注于发展视频业务或者与之有关联的产业链，乐视的结局或许会不同。但是，乐视选择了布局“生态圈”，通过打造概念实现“融资、烧钱、再融资、再烧钱”的模式，不专心做实业，忽视其核心竞争力。但是在资本市场，“生态化反”的故事却为乐视在融资上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四年中乐视股价涨幅达535%，市值最高曾达到1500亿元。当资本市场流动性充足时，乐视虽有破绽但还暂可通过借新还旧来维持生存。一旦资本入冬，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乐视融资越来越困难。前后几年，数百亿融资打了水漂，最终无钱可烧的乐视自身走入了绝境的同时也对社会资源造成了巨大浪费。

　　这些案例都有其共性，都是资本将本应理性发展的市场吹到一个无法正常运作的高度，致使行业内企业无法合理竞争。得不到融资的企业必死无疑，获得融资的企业不去想如何提高核心竞争力，而是一味扩大市场份额，想方设法帮助前期投资者以更高的估值退出变现。最后造成的恶果，则是会引发供应链上下游紊乱、甚至是整个实体产业链崩溃等严重社会问题。

　　对此，政府的信号已经非常明确，这种操纵市场，追求短期的不合理回报，而不顾长期盈利水平的模式是不被政府认可的。而秉承烧钱模式的互联网市场，例如互联网咖啡以及互联网二手车，在这种大环境下还会坚持多久，我们拭目以待。

（FT中文网，2019.3.11）

　　在农业领域应用尖端技术的“农业科技”开始在中国出现扩大。大型无人机企业广州极飞科技（XAG）开发出能高效播洒农药的自动驾驶无人机，将加快普及。阿里巴巴集团则通过面部识别技术提高养猪效率，各家企业的行动十分活跃。在中国，农民持续减少，从安全保障的角度来看，粮食自给率的下降成为重大课题。农业改革刻不容缓，强有力企业通过技术参与的事例在增多。

　　极飞科技联合创始人兼副总裁龚槚钦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表示，希望利用尖端技术和数据提高农业效率，构建从播种到收获阶段减轻农户负担、或在收获时间等决策方面提供支援等的机制。

　　该公司2007年创建，在农业用无人机领域具有优势。特点是在考虑耕地形状和风向等的同时，能高效地以全自动模式播洒农药。截至目前，极飞科技与中国全国约1200家农机销售店等携手，通过这些销售店增加利用极飞科技无人机的农户，签约农户已经超过120万户。极飞科技计划2019年内使合作的农机销售店增加至1万家，利用无人机的农户达到300万户。此外，极飞科技今后着眼的是数据业务带来的农业效率化。

　　极飞科技的无人机可在播洒农药时精细拍摄农作物、耕地和周边状况。该公司将根据这些庞大的数据，利用人工智能（AI）来分析农作物的生长状况等。例如，向农户提供最佳收获期和农药种类等建议，极飞科技计划把这项服务推向商业化。

　　数据分析的特点是拥有的数据量越多，准确度越高，因此龚槚钦表示，每天超过2万人的无人机用户是该公司的最大优势。如果求助于农户，能在短时间内收集大量最新图像。着眼于商业化，该公司已开始绘制称得上“耕地版谷歌地图”的能够浅显易懂显示耕地状况的数字地图。

　　美国投资公司AgFunder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农业和食品初创企业2017年成功获得18亿美元融资。尤其是来自阿里巴巴集团、腾讯控股、百度这互联网3强的融资额占到整体的4成以上，农业和食品初创企业的高增长性受到期待。

　　由于认为农业科技是潜力市场，大型企业不仅投资初创企业，还亲自进入这一市场。阿里巴巴集团和京东集团对数字化养猪感兴趣。两家公司利用面部识别技术，根据猪的脸色决定是否喂食、是否限制活动等，同时还在研究通过调整运动量来提高养猪效率的技术。京东旗下的京东数字科技2018年发布了使饲料费等养猪费用减少30%-50%的研究成果。

　　华为技术正推进在土壤中埋入小型传感器以改良含盐分高的耕地的新计划。还与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的中国著名农业科学家袁隆平合作，在青岛设置创新中心，对农业改革显示出兴趣。

　　中国农业科技扩大的背景是，在200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跟不上，粮食自给率出现下降。尽管一直依赖大量农药来提高产量，但仍跟不上需求。

　　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前半期，作为饲料非常重要的大豆的自给率超过9成，但目前降至约1成。中国处于不得不依赖美国和巴西进口大豆的局面，食品安全保障上的风险正在提高。

　　近年来迅速城市化带来的影响也是农业改革必要性提高的背景。在中国，第一产业的从业者目前约为2.1亿人，与1991年顶峰时相比几乎减少一半，农业的从业者出现锐减。

　　中国国务院在2018年12月提出的指导意见中纳入了促进智慧农业发展，鼓励充分利用物联网（IoT）和大数据。受此推动，地方政府出台丰厚的援助措施，例如为购买无人机提供补贴等。在中国，农业改革的氛围开始进一步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