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时间】提高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原教育长罗宗毅

记  者：您如何理解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我认为，这“四化”为社会治理的转型升级明确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社会治理社会化，是指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做到共建共治共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一方面，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增长，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强，参与意识日益强烈，不同群体和个人都期望通过参与社会治理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社会生活中的大量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因利益多元化而来，公民诉求多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实现社会治理社会化，可以让公民充分表达自己的主张和利益诉求，有利于维护公民自身的权益，有利于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社会化强调的是社会治理的民主性，这一点是治理与管理的重要区别。过去讲管理，主体就一家，方式是自上而下，被管理者必须服从，管理者很强硬。而在治理概念中，主体由一元变为多元。过去讲为民做主、替民做主，现在讲由民做主，这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体现。我们讲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就是这个道理。因此，现在特别强调要改变以往“政府包揽一切”等职能错位，广泛发动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治理。这已成为当代重要的社会治理模式。

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指维护群众利益、处理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要树立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过去讲依法管理，现在讲依法治理。过去政府是管理主体，现在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在参与过程中，群众必须依法、有序、理性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依法有序表达诉求。无规矩不成方圆。法治化强调的是社会治理的规范性。当然，除了讲法治外，德治也不能缺位。如果说法治主要指的是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进行治理，那么德治主要靠公民的道德意识，道德戒律进行自我约束，再一个就是基层的乡规民约、社区守则，比如尊老爱幼、不丢垃圾等。国家的法是大法、硬法，基层的乡规民约、社区守则等是小法、软法，侧重于道德层面的约束。

社会治理智能化，是指把现代科技作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提升现代社会治理效能，强调的是社会治理的智慧性。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当前比较重要的是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以及其他信息化手段提高社会管理和服务的精确性和便利性，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效率。

社会治理专业化，是指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问题，要求社会治理的手段和方法符合社会治理内在规律和特点，通过专业化分工，让专门人才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专门问题。尤其是当前，以量化、实时化和智能分析为特征的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技术，已经像血液一样遍布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智慧政务、智慧交通、智慧医疗和智慧教育等各个系统，还有像环境、交通、网络犯罪、社会治安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但又非常专业的问题，受关注程度也高，需要有专业化人才来治理。专业化强调的是社会治理的专业性，其发达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志。

可以说，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既是新形势下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客观要求，又是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途径。

大数据在社会治理智能化中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它有助于促进社会治理决策科学化和治理方式精细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是什么样的？百姓生活中的难点痛点在哪里？心中有数才能对症下药、精准施策，这讲的是服务。遇到关系复杂、牵涉面广、矛盾突出的改革，要及时深入了解群众实际生活情况怎么样，群众诉求是什么，改革能给群众带来的利益有多少。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思路、制定举措、推进落实，这讲的是改革。当今社会治理内容复杂多样，海量信息相互交织并相互影响，运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手段，可以做到精准分析、精准施治、精准服务、精准反馈，推动社会治理决策科学化和治理方式精细化，达到更优质、更关注细节和更加人性化的治理效果，提高社会治理的可预见性。例如，有了大数据，城市治理不再是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等模糊治理了，可以向着精准预测、智能决策的精准治理迈进，等等。

运用“互联网+”，有助于建立党和政府与民众密切联系的有效机制。互联网的优势在于，它能够接触无限多群众，打破党政群之间联系、沟通中的层级、渠道等时空限制，避免过去那种传统政治沟通通道不畅、层级繁多等缺陷，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的扁平化沟通网络。现在特别强调新形势下利用互联网走群众路线。建立“互联网+党务”“互联网+政务”，为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广泛的渠道，可以广泛听取来自民众的呼声，有助于作出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科学、正确的决策，使党切实成为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实现者。

“互联网+”为构建起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提供了便捷手段，有助于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大家的事情大家办。比如，社区讨论研究问题时不一定都能到齐，大家可以利用自媒体发表意见，表决事项，参与社区事务；用微信下达通知，征求意见，便捷高效。信息化手段尤其方便乡村外出务工人员行使民主权利，参与村民议事。没有这种手段，处理起来就很复杂。另外，政府部门出台一些涉及民生的政策措施，打算为老百姓办哪些实事，可以利用智能化手段实行政务公开，引导基层民众参与协商，促进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同和合作。

运用“互联网+”，有助于做好宣传、舆论和教育工作，增强政治认同。当下，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面对各种社会思潮和政治主张，需要创新宣传思想工作的观念和手段，占领信息传播的制高点，寻求最大公约数，把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汇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来。要善于运用“互联网+”，采取丰富多彩的形式，包括创办网上党校，手机学习平台等，开展网上培训，向广大民众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广大民众中牢固确立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塑造良好的执政形象。此外，管理部门利用互联网手段建立起全国范围的个人诚信体系，可以促进社会和民众尊重规则、秩序、信用等，培育全社会的公共文明和契约精神。

记  者：在社会治理中运用信息化技术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一是这种运用还需要进一步推广，目前还没有全面覆盖，存在不平衡的情况。造成这种情况，除了硬件不到位的因素之外，更多是背后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问题，不放权，不愿意整合，信息不能有效流通。这就需要制度创新，打破数据壁垒和体制障碍，实现政府部门间的信息整合、共享。例如，公民诚信体系建设和联会惩戒制度实施都需要解决体制机制问题。

二是大数据、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应用大数据智能化手段进行社会治理，给我们提出了个人隐私信息保护的法律问题。我国目前尚未出台统一的法律对社会公众的个人信息进行保护，各种注册网址、手机软件对个人信息的读取，已经侵入人民群众的私人空间，公权运用不当也会侵犯公民隐私。如何通过立法来加以监管，是个新问题。社会治理主体或者国家的权力及边界需要在法律层面进行清晰界定，以确保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在法律的轨道上进行，不能随便越界。

 三是要注意防止对技术依赖性过大。社会治理的主体和客体都是人，人有感情、有思想，并且时刻发生变化。大数据可以对人的行为可以分析、预判，但难以把握人的情感和思想，也无法做出精确判断，过度依赖大数据模型作决策判断，容易出现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