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发展出现这些新亮点，消费潜力如何释放

消费增长趋势放缓。2018年1～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9.1%，较1～10月小幅下降0.1个百分点，但比2017年同期低1.2个百分点；11月份，名义增速为8.1%，实际增速为5.8%。单月来看，11月份，社消额名义增速为最低点，创2000年以来新低；实际增速的低点出现在10月份，为5.6%，再创2003年5月份以来的最低点。

以手机和汽车为代表的传统商品消费褪色。手机和汽车作为拉动商品增长的传统主力，其销量进入缓慢增长阶段。自2017年5月以来，手机出货量连续同比负增长，2018年3月累计同比增速为-26.1%。预计2019年5G网络开始普及，因此大部分消费者会选择延迟购买手机。

服务消费增长放缓，增长带动效应较弱。新兴服务消费领域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势头放缓。2018年“十一”期间游客数和旅游收入数的增速10年来首次降至10%以下，国内人均消费825元，同比略降。从增长速度看，今年以来居民教育文化和娱乐支出增速慢于整体消费支出增速，且自2016年以来持续回落，一季度甚至出现负增长。

消费新旧模式格局基本稳定。网络购物覆盖人数、访问次数等数量扩张的速度在不断放缓。淘宝、天猫、京东、苏宁等25家主要电商平台的网购覆盖人数、访问次数自2015年开始负增长。手机网络购物用户数从40%左右的高速放缓至2018年上半年的15%左右。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速自2018年3月开始持续下降，1～11月为24.1%。2018年下半年以来，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变化较为稳定。这表明，线上线下的消费模式已经基本调整形成，网络购物等新消费模式已经由快速扩张阶段进入到稳定增长阶段，对消费增长的边际拉动效应趋弱。

低线级城市消费能力逐渐增强。2005年至今，一线及新一线城市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逐渐增加，但是社消额占全国社消额的比重却呈现出逐渐降低的趋势。2017年，一线及新一线人口占比增加到15.5%，提高了2.6个百分点，社消额占比却降低到28.8%，下降了1.9个百分点。另外，从星巴克和宝马经销商在全国的分布来看，它们都在不断地由一线大城市向低线级城市扩张。2010年，全国仅有部分大城市有星巴克；2018年，全国有星巴克门店的城市不断增加，浙江和江苏已经实现星巴克门店覆盖全部地级市。

购物生态体系渐趋完善，数字化爆炸式发展催生新的消费行为。“互联网+消费”快速发展，使消费者变成“全渠道购物者”。网购持续发展的同时实体店也逐渐完善，实体店消费不断强调餐饮、购物、休闲、体验一体化的无缝综合体验。线上线下各种渠道消费相结合已经成为主流。各种外卖平台、“京东到家”、“每日优鲜”等的快速发展，正是对这种消费的回应。同时，消费者相信朋友口碑胜过一切，朋友圈的各种晒和分享推荐刺激着围观朋友的好奇心和购买欲。

技术快速进步带动智能家居消费加快发展。VR/AR装备、智能电视、智能手表、智能冰箱、智能空调、家用机器人等商品快速走入千家万户，刺激新的消费需求。2018年“双11”智能家电火爆热销，成为新的消费热点。线上线下卖场，电子坐便器、扫地机器人、智能锁等成为销售爆款。在京东平台上，2000元以上扫地机器人的销售额是去年同期的4.2倍。

消费者更加成熟理性，消费的多样化和便利性特征更趋明显。在消费升级的驱使下，居民消费从以往大规模、同质化、普及型的消费向多样化、差异化、高品质的消费转型，更加注重消费体验和生活品质，对消费品及服务的质量、安全、效能等方面的要求不断提升。消费者的自主意识明显增强，并且已经形成了具有鲜明多样性的消费者群体，消费细分市场越来越重要。

绿色消费理念不断深化，推动二手产品消费及共享经济较快发展。90后和00后将逐渐成为消费的主力军。作为互联网原住民，近年来自媒体的快速发展，使得他们的消费观念较80后更具包容性。随着更多消费者具有绿色消费理念，希望物品可以更有价值，更合理地去使用，因此也带来二手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二手产品交易平台“咸鱼”和“转转”，APP活跃用户分别从2016年7月的950万人和463万人增加到2018年11月的2860.8万人和1976.86万人，增长了2～3倍。

一是我国正处于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快速升级阶段。居民消费完成了从“衣食”向“住行和文教康乐”的升级。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我国居民消费升级可能快于发达国家在相似发展阶段的升级过程。

二是消费主体梯度消费推动服务需求较快增长。50后、60后和80后构成当前居民消费的三大主体，老中青的梯度消费推动服务需求快速增长。“50后”进入老年阶段，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60后”消费实力相对最强，关注生活品质改善，对健康养生、休闲娱乐等服务需求更突出。“80后”正处于婚育高峰期，不仅拉动住行等耐用消费品消费，也是教育培训、文化娱乐和家庭服务等需求的主力。

三是收入水平可支撑的消费增长潜力大。2017年我国GDP总量相当于美国的62.9%，但居民消费总量仅相当于美国的35.3%，人均消费支出仅相当于美国的1/12。按照与经济总量大致匹配的标准，我国居民整体消费规模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一是房价过快上涨挤压了部分消费需求。随着消费向低线级城市的下沉，这些城市逐渐成长为消费主力。从长远发展趋势来看，一旦新增人口支撑的购房需求快速下降，那些房价过快上涨的低线级城市必然面临房价下跌的风险，房地产财富效应的萎缩将会进一步削弱这些城市的消费能力。

二是税收严征管导致以企业为主的集团消费增长明显放缓。在税收严征管和国地税合并的改革背景下，企业消费将难以被纳入到销售和管理成本中，进而使消费受限。

三是居民收入持续提高的基础还不牢固，收入分配差距仍需缩小。2016年以来，体现中间群体收入情况的收入中位数增长慢于平均可支配收入，未能实现与人均GDP增长同步。此外，不同收入组别的收入增长差距拉大。2014～2017年，只有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呈明显加快趋势，2017年达到9.6%，中等、中等偏下和中等偏上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放缓，中等和中等偏下收入增速下降了约5个百分点；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速波动较大，且近期显著低于人均GDP增速。

四是灰色收入被压缩后收入的规范化机制迟迟未建立，限制了实际消费能力提高。灰色收入并不是不法收入，而只是在现有制度和政策规定下没有被规范化管理的收入。在堵住后门的同时并没有打开灰色收入规范化的正门，国企、事业单位的工资总额限制加强，并且远低于市场薪酬水平，这降低了一些群体的实际收入水平，必然会导致与此相关的消费受到削减。

一是降低企业成本，稳定收入预期，确保居民增收潜力不断增强。一方面社保缴费改革应采取先下降后规范的路径，职工养老保险单位缴纳比率可再降低2～3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应进一步扩大个人所得税3%税率的级距，降低普通工薪阶层税负，加快出台专项附加扣除细则。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是规范相关灰色收入的重要方式，也能体现按贡献分配。

二是下调日常生活用品增值税税率，将消费税由生产环节征收改为消费环节征收。一方面要下调日常生活用品的增值税税率，降低基本消费成本。为进一步保障和扩大居民日常生活消费需求，应将食品、饮料、农产品、图书等增值税税率由10%降至6%，并可探讨适用零税率的可行性。另一方面将消费税由生产环节征收改为消费环节征收，取消部分高档消费品的消费税。消费税由主要在生产（进口）环节征收改为主要在批发、零售等消费环节征收，这有助于弱化政府对生产环节税收的依赖，增强对消费环节的关注，能调动地方政府促进消费的积极性。

同时，要适时启动“耐用消费品更新行动”。从短期应对贸易战可能产生的外需萎缩冲击的角度来看，可以实施部分短期消费刺激措施。加强政府对房价和房租的调控力度，探索建立稳定房价和房租的长效机制。因城施策，租购并举，合理引导预期，建立健全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完善多层次住房供给体系，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立即开展清理互斥性的法规政策，建立新政策出台前与既有政策相容性检查机制。应分领域尽快集中排查有冲突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及具体条款和措施，该修改的修改、该废止的废止，优化法规政策存量。此外，应建立新政策出台前与既有政策相容性检查机制，牵头部门应对拟出台文件与领域内相关政策是否存在冲突等情况进行详细检查，澄清新出政策与原有政策之间的关系，避免政策相互打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