醇正和缓，平淡至极，孟河医派名医费伯雄临证经验分享

孟河医派之名首次见于丁甘仁次子丁仲英1927年在《喉痧症治概要》跋中说：“吾乡多医家，利济之功，亘大江南北，世称孟河医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费、马、丁、巢四家。孟河医派医家、弟子源于孟河，又陆续向外发展，逐渐遍布江苏镇江、丹阳、常熟、无锡、苏州以及上海等地医界，其影响波及全国，其中一部分成为后来的中医名家及中医教育家，是中医事业继承和发展的骨干力量。

费氏原籍江西，本官宦世家，早在宋代，费氏门中就有人官拜大将军之职。元代顺帝时迁江西铅山县，铅山费氏后来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科第世家”。自明代景泰四年（1453）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费氏出进士六人，举人十四人，在明朝做官的达七八十人之众。其中佼佼者当属费宏，笔者主编《江苏中医历史与流派传承》中有其生平介绍，此不赘言。

孟河费氏从医之始，可上溯至明朝末年。明末费氏一支寄居江苏镇江，因避战乱，家族散寄常州、无锡、苏州等地。其中有一位名叫费尚有，字文明，生于明隆庆六年（1572），卒于清康熙元年（1662），携妻迁至孟河，因往日兼通歧黄，遂弃儒从医，时年五十余，由此开创了孟河费氏的医人生涯，至今已三百数十年。其间代有传人，共历十一世，其中以第七世传人费伯雄医名最盛，成就最高。

费伯雄（1800—1879），字晋卿，号砚云子，为孟河医派的主要开创者和重要奠基人之一。费伯雄是费氏世家第七代医业的传人，祖父费国柞，精于医，载于方志，父费文纪亦为当地名医。

费伯雄幼时聪颖过人，四岁能诵古唐诗，六岁入塾，七岁即能属对，有神童之称。伯雄自幼禀承家学，随祖、父习医，24岁时曾受教于镇江名医王九峰。33岁中秀才后，弃举子业，专志歧黄。“究心于《灵》《素》诸书，自张长沙下迄时彦，所有着述，并皆参观”。悬壶之后，医名渐盛，每日求诊者甚众，所居之处遂成繁盛之区。

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费伯雄受知于江苏巡抚林则徐，并为林则徐治病。后经林则徐推荐，道光年间曾两度应召入宫治病。咸丰六年（1856），江南提督张国梁亲赴孟河，延请费伯雄去丹阳，为清军江南督帅向荣治咯血，费伯雄手到病除，向荣赠费伯雄“功同良相”匾额一块。自此，费伯雄名噪大江南北，远近求医、问学者络绎不绝。《清史稿》称：“清末江南诸医，以伯雄为最著。”

费伯雄博学多才，除医技精湛外，能文章，工词赋，并通天文、六壬、技击、书画等各艺，可谓难能可贵。同时代文学家俞樾称其：“诗原本性情，文得欧阳神。”故又有“名士为名医”之美誉。

费伯雄医术之精湛堪为一代宗师，医德高尚更为世之楷模。曾云：“为救人而学医则可，为谋利而学医则不可。我之父母有疾欲求医相救者何如？我之妻子儿女有疾欲求医相救者何如？易地以观，则利心自淡矣。”费伯雄少年时即事父母至孝，成名后积极参与家乡公益事业，多行善举。《武阳志余》记载费伯雄“急公好义”，曾与孟河名医马省三等共同出资管理与重建孟河接婴堂，又曾独力恢复文纪公育婴堂旧制；道光间海潮泛溢，伯雄劝洲乡筑堤防涝，并亲历各洲，赈恤五载，给予工食。又凭一己之力平息乡民刘明松聚众截粮拒捕一事，使地方得以安宁，晚年任通江乡总董。时人恽世临所做之《费晋卿先生传》，亦记载费伯雄晚年于家乡“独造桥梁、独新祠宇、独修谱牒，当务之急，靡不尽力。”伯雄曾自撰联曰：“古今多少世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人品，还是读书。”道出了他一生做人的行为与轨迹。

费伯雄年至八十而卒。据《中国历代医史》记载，其八十寿辰之日，“亲友满堂，先生连进数十觞，乃举杯谓亲友曰：‘盛会难逢，秋风易逝，行将与诸君长别’。座客皆惊愕。先生曰：‘存，吾顺也；殁，吾宁也，得正而毙，亦洪范五福之一也。’果于是岁七月十六日，自沐浴整冠，含笑而逝。”

费伯雄著述颇丰，医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以下几种。

为费伯雄代表著作。其原本著有《医醇》书稿共24卷，分察脉、辨证、施治、医理、治法、法外意六门，但未及刊行，因战乱而毁。晚年追忆原书内容，重新撰写成《医醇賸义》计4卷，但不及《医醇》24卷十之二三，遂于原书名续“賸义”二字，殊为憾事。书成于同治二年（1863年），刻印之后盛行于世。

本书系作者数十年治疗经验心得，以“首察脉，次辨证，次施治，此三者为大纲”。列述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之候以及虚劳内伤等诸杂证（伤寒除外）。讨论病证，随载自拟效方及成方，皆平实可依。治病讲究实效及变通化裁，自谓“就治字中，又分三层，曰理、法、意。医有医理，治有治法，化裁通变，则又须得法外意也”。语极中肯，较有参考价值。另认为升麻、柴胡、知母、黄柏、石膏、附子、肉桂七味药（特别是升、柴、知、黄四味）不可轻用，尤为可贵的临床经验见解。

现存原刻本、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耕心堂刻本、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扫叶上房藏版。

本书是《医方集解》的评述本。作者自序曰：“第书籍散失，学者难于博观而约取之。乡曲之士，每以《医方集解》一书奉为枕秘，甫经临症辄检用之。殊不知，“集”中可用之方固多，而不可用者亦不少，漫无别择，草菅人命矣！”作者依原书次序，一一加以评述。评价其临床效用及，提出加减变化之法，并对原书中一些选集不当的方剂，阐述自己的见解。语简明快，多中肯綮。对于各方原书记载的主治与注释，一概不录，以归简便。本书须与《医方集解》相互参阅。

此书专为初学而设，作者另外说明，在医学上若欲求更上一层，则当博览群书，如《灵》《素》《伤寒》《金匮》以及金元四大家等，然后由博返约。

本书刊于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现存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刊本、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刊本、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重刊本、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上海扫叶上房刻本、《费氏全集》本。

本书系费伯雄早年手稿，是费伯雄汇集的古今医家治疗少见或某些难治疾病的经验方，包括药物、物理、及精神方面的治疗方法。全书收载怪疾奇方148条，144症，152方。部分内容见于《本草纲目》各家札记和鲍相璈氏《验方新编》奇病各门等。其中部分内容显属荒诞不经，如吐出鸡雏、背中跳出一蛇等。

现存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刻本、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众宝室刻本。

本书为费伯雄为病人或虚劳者的食宜而作。先列食物，分为谷、菜、瓜、果、味、禽、兽、鳞、甲、虫共10类，计96种，主要论及食物的禁忌，较少谈其功用。后述食疗之法，分为风、寒、暑、湿、燥和气、血、痰、虚、实共10门计74条。包括粥、汤、膏、饼、酒、茶、糕、乳、煎、羹等调制之类型。现存《珍本医书集成》本。

另外，费伯雄还著有《费批医学心悟》传世，后人及弟子尚辑有《费伯雄医案》行世。

费伯雄主张医道以醇正、和缓正途，故为其代表著作命名为《医醇》，并对此“醇”字的重要意义做出了深入的解释和说明。费伯雄曾独具慧眼地指出，战国时秦之良医，以“和”“缓”为名，其中实寓有深意。

首先，费伯雄自释云，所谓“醇”字，不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之谓，若仅如是，浅陋而已矣，庸劣而已矣，何足以言‘醇’乎！”学者不可把费氏学术之看似平淡无奇当作平庸无才，即不是“假兼备以幸中，借和平以藏拙”之漫无定见，没无鲜明的学术特色。

其次，费伯雄认为，医学沿至清代，已经衰落至大不如前。当时医界医家各执一隅之偏，抱残守缺，标新立异，崇尚所谓秘方独法，并以此为自得高明，导致各种学说芜杂已极，学派林立，且多互相攻讦。费伯雄告诫世人，“疾病常有，怪病罕逢，惟能知常，方能知变”。医家没有全面了解医学基本的理论和方法，只是纠缠于某个细枝末节，则必定陷于僵化教条，正是盲人摸象之谓。费氏主张，对于医学要做到知常达变、执简驭繁，以不变应万变，才是归于醇正之正途。

第三、费伯雄又言，所谓“醇”者，“在义理之的当，而不在药味之新奇。如仲景三承气汤颇为峻猛，而能救人于存亡危急之时，其峻也正其醇也，此吾之所谓“醇”也。”所以，“醇”代表辨证准确，用药对证，药到即效。不论平和之剂，还是峻猛之剂，只要用之合理，都是“醇”之含义范围，故“醇”之精义在理而不在药。所以费氏云：“夫疾病虽多，不越内伤外感，不足者补之以复其正，有余者去之以归于平，是即和法也，缓治也。”

最后，费伯雄之“医醇”，代表医学的一种成熟和升华，即“大法圆融”之意，笔者认为，这是“醇”字的最为深刻的本质意义。费氏振聋发聩地指出：“天下无神奇之法，只有平淡之法，平淡之极，乃为神奇。”此语禅机颇深，清代医界尚能出此宏论，实在难能可贵。医学本无正法、奇法之分，治病亦本无所谓秘方绝招。凡疾病之机，治疗之法，皆无外乎医理，只要医理精纯圆融，并运用得当，则一病自有一正对之法。若于医道未窥全貌，仅执一隅之偏者，才会有所谓秘、新、奇、巧之云云。能够做到“醇正和缓”者，一定是熟研经典，又能总揽后世各家之偏，由博返约，融会贯通，达到治病没有特长而又无不擅长的高超境界。费氏认为，医学界能够做到“不失和缓之意者，千余年来不过数人。”所以，费氏所谓“平淡至极，乃为神奇”，正是《老子》中所谓“大道至简，大方无隅，大象无形，大音希声”之意也。举手投足，从容和缓，看似平淡无奇，而实又无处不奇，医道至此，实已臻出神入化之境界。

学术界认为，费氏擅长治疗慢性疾病，尤其善治虚劳、杂病而享誉医坛。《费氏食养三种》沙彦楷序曰：“孟河费伯雄既以医治虚劳名同、光。然不肯使病家多服药，多延医。故除病情变幻者外，其调补之剂，可以一方服数十百剂，或服之终身。”治疗虚痨，强调守方，非似急证，朝夕可效，若非辨证准确，胸有定见者，必难坚持一法。昔明代内伤大家薛己治病：“无近期，无急效，纾徐从容，不劳而病自愈。”叶天士亦云“王道无近功，多用自有益”，皆同此类。故守方之法，即和缓之意，值得后人深思。

费伯雄辨证准确，还要归功于他在脉学上的成就。《清史稿》中记载，伯雄“持脉知病，不待问。”孟河医派另一中坚人物丁甘仁在《脉学辑要》序言中评其“诊脉之神，出类拔萃，决断生死，历历不爽。”费伯雄自言《医醇賸义》一书“首察脉，次辨证，次施治，此三者为大纲”。第一卷即详论脉法，阐述自己在脉学上的独到见解，又称“晋卿脉法”。若独立成帙，实为一部脉学专著。

费伯雄之子费应兰（1823—1896）亦通医。费应兰有三子，承祖（绳甫）、容祖（哲甫）、绍祖（惠甫），均业医，其中以承祖医名最盛。

费承祖：字绳甫（1851—1914年），费伯雄之孙，也是孟河另一名医马培之的外甥，幼承家世医业，恪遵祖训，治医“不失晋卿公医醇家学之意”，堪为费伯雄的衣钵传人，后亦成为孟河医派文化的中坚力量和发扬光大的代表之一。

费绳甫以善治虚劳内伤危、大、奇、急诸证而闻名上海。其治疗虚证，以善于养胃阴著称，治虚劳主清润平稳，养胃阴则重气味甘淡。他说：“余治虚证，人视为万无生理者，胃阴虚即养胃阴，胃阴虚胃气亦虚，即养胃阴兼益胃气，无不应手取效，转危为安。生平治虚症，别有心得者在此。”费绳甫学术上能兼取东垣、丹溪二家之长，尝谓东垣补阳，丹溪补阴，实是治病两大法则，不可偏废。另外在诊断上，他提出了“明辨见证”“深究病源”“省察气候”“考核体质”等“四要”；在治则上，强调明辨补泻寒温；对用药之道，则主张“轻病用轻药而轻不离题，重病用重药而重不愤事”，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费绳甫生平见义勇为，有乃祖之风，曾独力恢复孟河育婴堂。1912年出版刊印《费氏全集》于孟河耕心堂，著有《临证便览》和《费绳甫医话医案》等。

费绳甫育四子，保雍、保初、保纯、保铨，均随父习医。费绳甫的女婿徐相任（1881—1959）早年随岳父学医，故亦绳甫传人，1914年辑《费绳甫医案》，行医于上海，以善治霍乱及温热病而著称。

伯雄曾孙、绍祖之子费子彬（1891—1981），得世家传授，行医于上海，以治疗高血压和肠炎出名，解放前去香港，亦为当地名医。

费伯雄一生也直接带了不少名医弟子，如陈虬、丁松溪、谭良、姜崧生、屠厚之等。

此费氏最著名者为费士源（1762—1835），清乾隆至道光年间人，以内科名世，与王九峰、马省三（马培之之祖），皆为当时之名医。曾与孟河外科名医沙达周合治一巨富发背，士源据其食欲尚旺，又值长夏湿热之时，遂立定主见，虽溃而投和胃利湿清暑平淡之方百余剂而愈，非泛泛生肌托补，深为沙氏佩服。

费士源之孙费兰泉（1818—1880），亦为孟河名医。精于辨证，善用吐法治顽痰固疾，颇负时名。尝谓：“痰久则坚而难出，虽消痰化热徒然，当用吐法以倾其痰案。”曾治一狂症，以鲜桃叶捣汁和水灌之，用鸡羽探吐，吐出黏痰甚多，复进以甘凉清热、化痰潜阳二十余剂而愈。

费兰泉弟子中最著名者当属余听鸿。

余听鸿（1847—1907），名景和，宜兴人。13岁入孟河天宝堂药店当学徒，暇时攻读《医宗金鉴》，后被费兰泉收为门徒，深得费氏心传，擅长内科，又精外科、喉科。中年寓居常熟。著作有《诊余集》《余注伤寒论翼》《外证医案汇编》等。余氏善用伤寒方治杂病。他认为《伤寒论》中“汗、吐、下、温、清、补八法俱在其中，一百一十三方，方方有法……即杂病亦岂外？”“人云仲景之法能治伤寒，不能治调理者，门外汉也。”余氏得费氏治病之心法，临证善于识病、守法，《诊余集》中的许多治验都记载了他在疑难重症面前立定主见，力排众议，而挽病人于危亡之际的经过。其子余幼鸿、余继鸿，其孙余鸿孙、余鸿仁均精于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