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报告｜国研中心课题组：2035年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展望

2019-03-04 14:41:13 浏览：8894 来源：国研中心 中国智库

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战略选择”课题组

全球经济增长的历史回顾

为了更好地对全球经济未来的增长前景予以展望，首先对全球经济增长历史数据展现的一些特征事实进行总结。

1.到目前为止，全球经济增速尚未真正回归历史平均水平，这次金融危机是半个世纪以来全球历次危机中恢复期最长的一次，部分经济体发展水平尚未恢复至危机之前。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经济陷入了长期的低迷状态。除了2010年和2011年在主要国家经济刺激政策的带动下全球经济出现短暂性复苏外，全球经济一直笼罩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之中。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为3.0%，这已经是近6年来的最高水平。然而在这次危机之前，全球经济的平均增速都超过了3%。即便与最低的危机前30 年平均增速相比，2017年全球经济增速仍然要低0.1个百分点。从全球经济增长的恢复来看，本次危机影响时间之长超出以往，近半个世纪以来其余历次危机后全球经济大致经历3-5年即可恢复至之前的平均水平，然而此次金融危机经历10年尚未真正恢复至危机之前的水平。

如果从具体经济体的经济恢复状况来看，本次危机影响显得更加深远。Reinhart和Rogoff（2014）考察了100次系统性金融危机前后实际人均GDP的演变情况后发现：平均而言，收入水平大约需要8年才能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中值约为6.5年；超过40%的案例在危机之后经历了双底衰退。在经历始于2007-2008年系统性危机的12个国家（法国、德国、希腊、冰岛、爱尔兰、意大利、荷兰、葡萄牙、西班牙、乌克兰、英国和美国）中，到2016年仍然有5个国家（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乌克兰）的人均GDP尚未恢复至危机前的峰值水平。其中，希腊的人均GDP直到2016年才勉强止住下滑的趋势；与2007年相比，其2016年的人均GDP下滑了24%。

2.197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呈现趋势放缓的态势。

从过去2000多年经济增长的速度来看，尽管工业革命以后全球经济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增长之旅，但全球经济直到二战之后才开始实现超过3%的快速增长。二战之后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明显加快，这段时期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大多高于3%。二战之后到第一次石油危机之间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年均增速接近5%。而在此之后全球经济增速明显出现逐步放缓的趋势。这种放缓的趋势不仅表现为人口增长速度的放缓，也表现为人均GDP增速的放缓。与上个世纪60年代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阶段相比，本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增速下滑了1.5个百分点左右，其中人口增速下滑了1个百分点左右，人均GDP 增速下滑了0.5个百分点。

3.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下滑的背后是生产率增速的趋势性放缓。

从全球来看，TFP的变化与经济增速的态势非常吻合。过去二十年中，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和之后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虽然上个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也对全球TFP 增速产生了冲击，但冲击持续时间较短。本世纪初以来全球TFP增速开始迅速回升，甚至赶超了之前的增速。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除了短期的刺激带动了仅仅两年的恢复性增长外，全球TFP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而且与以往不同的是，发达国家和地区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TFP表现出了几乎相同的变化趋势。

如果从更长的时期来观察全球TFP的走势，可以发现TFP下滑趋势并非近期才出现的现象，也不仅仅是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冲击之后才出现的现象。从主要发达国家或成功实现追赶的国家的TFP历史变化情况可以看出，除个别国家外，这些国家中大多数都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出现了TFP增速下滑的趋势。德国TFP增速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3%左右下滑至70 年代之后的2%以下，近十多年更是下滑至0.5%以下；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等国家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从美国过去100多年的TFP增速，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这种变化趋势。上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美国TFP增速相对较高，尤其是1940年代TFP年均增速超过3%；然而1970年代开始TFP增速明显下滑，之后的十年平均增速都在1% 以下，而且呈现不断下滑的态势。

4. 本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双速”增长态势愈加明显，全球经济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整体来看，自1960年至本世纪初之前，除了1970年代部分年份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整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差异不大，相差基本在0.5个百分点之内。但本世纪以来，无论是在经济繁荣发展阶段，还是金融危机爆发阶段，两者的差异都非常大。发展中国家整体增速要比发达国家平均快3-4个百分点；金融危机之前两者的差距达到了峰值，前者比后者高6个百分点以上；金融危机之后两者的差距呈现缩小趋势，即便如此，目前的差异仍然超过2个百分点。如果从各自的历史变化来看，发达国家经济增速呈现非常明显的台阶式下降的趋势，从上个世纪60年代的5%- 6%，下降至70年代的3%-4%、80 年代至金融危机之前的2%-3%，金融危机之后进一步下滑至1%-2%。而与发达国家不同，除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受石油危机和海湾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外，发展中国家整体的经济增速都在5%左右。

与经济增速差异化态势相对应的是，本世纪初以来全球经济的格局经历了转折性变化。上个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呈现缓慢提升的态势，由1960年的76.6%上升至1990 年的83.7%。而本世纪初期开始，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高速增长的推动下，这一格局的变化出现了重大逆转，发展中国家比重开始快速上升，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实现了翻番，由2000年的18%左右上升到2016年的36%左右。这其中最主要的贡献者就是中国，其GDP占全球的比重从2000的3.6%快速上升至2016年的14.8%，翻了两番。

5.近2000年来，印、中、美三大经济体依次占据了全球最大经济体的位置，但近100年间，美国“一家独大”的特征较为明显。

根据Maddison对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总量的历史估计，可以看出近2000年来（古）印度和中国经济总量长期遥遥领先于其他经济体。19世纪之前两大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始终保持在50%左右。18世纪之前，尽管绝大多数时期印度的经济总量要超过中国，但两大经济体的经济总量相差不大；18世纪中国经济总量开始大幅超过印度。不过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的带动下纷纷崛起，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快速增长。进入20世纪之后，特别是二战之后，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经济总量开始超过中国。与之前不同的是，20世纪美国经济总量长期远远领先于其他经济体。即便是冷战期间，按照Maddison的数据美国的经济总量也接近了苏联的三倍。不过自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包括德国、日本等）对美国的追赶，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包括苏联）在经济总量方面的差距开始缩小。另外，对比经济数据特别是近几百年的经济数据与历史现实，值得强调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往往与其在国际上展现的综合实力并不完全一致。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从短期危机恢复的视角来看，还是从长期历史大变革的视角来看，当前全球都处在一个经济增长及其格局变动的特殊时期。本报告以下部分的研究将以此为起点，基于一些主要因素的客观变化及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规律对2035年的全球经济增长及主要经济体的经济体量变化予以展望。

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

这部分将分析影响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和格局的一些根本性因素未来可能的变化趋势。

1.从经济增长的长周期来看，全球经济正处在新一轮长周期中积蓄增长动力的阶段。

从长期视角来看，全球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周期变化的特征。熊彼特综合了前期的多种周期理论，从创新与经济繁荣衰退的关系角度提出了商业周期理论，这为长期视角下理解全球经济的发展走势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全球经济的每一次长周期的变化都折射出重大科技革命不同阶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每一次经济的周期性繁荣都得益于技术革命的推动，但是新技术对生产力推动的潜力逐渐耗尽之后，世界经济将进入衰退和调整阶段。过去的200余年来，全球经济的发展已经经历五个分别以蒸汽机、铁路、电力、汽车以及信息通讯等为阶段性显著技术特征的长周期。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信息通讯技术的普及带动了第五个经济长周期的产生，全球经济也在这一长周期中的繁荣阶段取得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全球经济年均增速高达3.5%。同时，美国作为信息技术革命的发源地巩固了其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

许多学者把2008年的金融危机当成经济长周期的转折点，这也预示全球经济可能正处在经济增长两个长周期之间的衰退和调整阶段。当前以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3D打印等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正愈演愈烈。目前来看，新一轮技术革命目前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但从长周期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未来15-20年新一轮技术革命将可能带领全球经济进入下一个长周期的繁荣阶段。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人口和劳动力增速下滑、新经济特别是数字经济贡献的测度往往被低估等因素的影响，未来全球经济整体增速未必能恢复至历史平均水平。

2.新一轮技术/产业革命正在改变全球的产业竞争和分工模式，各国围绕新技术的竞争将日趋激烈。

以物联网、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3D打印、新型材料等为典型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产业革命）正在快速发展，由此而带来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兴起，正在重塑全球的产业竞争和分工模式。

一是新技术将改变各国的比较优势，全球的分工模式可能将发生重大改变。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正在被应用到许多行业。由此带来的影响首当其冲的是低技能的劳动力，许多劳动力将面临转型甚至失业的压力。更为深入的影响是将改变各国的比较优势，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方面的优势将改变过去由人力成本优势决定的全球分工模式和格局。

二是全球价值链的参与门槛将会降低，传统产业的竞争将更加激烈。随着全球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可以参与这些全球分工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这些国家和地区参与的程度也越来越深，尤其是越来越多的落后国家和地区开始参与全球分工；另一方面，新技术（如机器人等）的发展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传统产业技术含量不断降低，让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全球分工，围绕传统产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这意味着传统产业和价值链的低技术环节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利将越来越低。

三是信息革命加快了新技术的扩散速度，参与创新的门槛不断降低，未来全球围绕新技术的竞争更加激烈。为了抓住新一轮技术/ 产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均推出了各自的创新战略，德国的“工业4.0”战略、美国的国家制造创新网络计划（NNMI）、印度的物联网战略、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日本的“社会5.0”战略相继推出，围绕着互联网、物联网、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3D 打印、新材料等新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产业和技术革命展开了创新竞争。

四是数据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一项非常重要的新的投入和资产。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各种信息数据的量将迅速增长。数据资源也成为经济和社会活动（如社会治理）中非常重要的资源，其正在改变人们的消费、交易、互动、组织和工作方式。不过由于数字经济的特殊性，在现有的测度体系下，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往往存在低估，这也影响了人们对于数字经济的认识。

3. 人口增速的放缓和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将成为拖累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人口总量及其结构变化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将直接影响全球和不同国家的劳动力供给、储蓄、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创新能力。从历史角度来看，即便不考虑其他的间接影响，仅人口增长带动的劳动力增长对全球经济的增长的贡献也达到30%左右。

展望未来，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增加，全世界正面临着人口增速大幅放缓和人口老龄化两大问题。整体来看，未来20年全球人口总量继续增加，但人口增长的速度将不断趋缓，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人口总抚养比将有所上升。根据联合国人口司（UNPD，2017）预测，全球人口将由2015 年的73.5亿增长至2035年的88.9亿和2050年的97.7亿。虽然全球人口总量仍将继续增长，但是人口增长的速度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不断下降。根据联合国人口司（UNPD，2017）预测，未来20年期间全球人口增长速度将由过去30年近1.5%的增长速度逐渐下滑到年均1%以下，2020-2035年和2035-2050 年全球人口增长速度将分别下降到年均0.88%和0.63%左右。

在人口增速不断下降的同时，全球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老龄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人口抚养比将会出现转折性变化。根据联合国预测，全球老龄人口（65 岁以上）的比重将由2015年的8.3%上升到2035年的13.0% 和2050年的15.8%。同时人口总抚养比也将由2015年的52.5%逐步上升到2035年的55.7%和2050年的59.1%。

就人口总量变化而言，未来20年中全球多数区域的人口总量还将继续增长。对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以看出，未来全球各地区之间的人口变化趋势将出现较大差异：发展中国家整体人口都将继续增长，而发达国家整体将较快接近峰值。具体来看，未来20年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年均增速将达到0.9%，而发达国家人口增长速度仅为0.87%。因此，未来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是全球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就各大区域之间的对比来看，未来非洲人口增速最快，大洋洲，拉美、亚洲以及北美洲的人口也将实现一定的增长，只有欧洲相比之下人口增速最低，甚至在2020年左右开始出现负增长。因此，未来全球除了欧洲之外，其他大洲未来人口仍将保持增长态势，其中非洲将成为全球人口增长最快的区域，而欧洲的人口将逐渐出现萎缩。

未来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人口年龄结构将出现差异化发展。一方面，发达国家的总抚养比将快速上升。发达国家整体的抚养比将从2005年的最低点47.5%，快速地上升到2035年和2050年的65.8%和72.8%。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总抚养比正在经历转折点，未来将稍有上升。发展中国家整体的抚养比将由2015年的最低值52.7% 上升到2035年和2050年的54.2% 和57.2%。因此，未来20年发达国家所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将更加严峻，发展中国家受到人口老龄化的拖累尽管不如发达国家严重，但却将面临如何应对“未富先老”的挑战。

4.近期来看全球化面临诸多挑战，长期来看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既有条件也有必要。

尽管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有10 之久，但金融危机的“后遗症”迟迟难以消除，特别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迟迟难以恢复，这也使得这些国家和地区内部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暴露，民族主义、保护主义不断盛行。2016年6月24 日，英国举行退欧公投，投票结果显示52%的投票者支持“脱欧”，这成为近年来全球化逆转的一次高潮。更有甚者，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大力推行“美国优先战略”，实施贸易和投资保护政策，推崇双边谈判，挑起贸易争端，引发了人们对于全球化进程的担忧。短期来看，全球化进程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全球经济治理面临严峻挑战。与此同时，也可以观察到，全球贸易增长一直较为疲软，全球贸易的收入弹性（贸易增长与GDP增长的比率）大幅下滑，由之前的2左右下降至近些年的1以下。

从长期来看，全球化具备深化发展的条件，未来全球化进一步深化的长期趋势难以改变。就发展基础而言，信息技术强化了全球分工模式的存在，使全球价值链不断细化发展，促进了国家间贸易时间和空间成本的降低，为全球化的推进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就发展必要性而言，当前全球外部性的治理问题不断突显，涉及气候、反恐、网络安全、跨境电商等诸多领域，已非单个国家所能应对，必须依靠全球的通力协作，这些对全球化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更高、更紧迫的要求。同时，随着全球经济“多极化”格局越加明显，新的国际治理倡议、机构和机制不断涌现（G20、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边贸易谈判停滞不前形势下加强区域一体化合作的意愿明显增强，目前，《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正在稳步向前推进，在核心领域已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如欧盟－加拿大签署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CETA）并已获欧洲议会通过。这些都会对未来全球化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5.城市化将继续作为未来发展中国家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城市化过去是、未来也将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尽管目前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但未来全球城市化的潜力依然巨大。1950年，全球只有不足3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2016 年，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已达到54.3%。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35年全球的城市化率将达到61.7%，到2050年，全球的城市化率将达到66.4%。这意味着未来20 年，全球将有数十亿人口从农村转移至城市，这将促进全球资源要素配置的进一步优化。就全球各大洲而言，由于非洲和亚洲农村人口仍占多数，因此城市化发展的潜力最大；而北美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欧洲以及大洋洲的大多数人口已经居住在城市，城市化程度已经处于较高水平。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未来非洲和亚洲的城市化速度将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到2050年，非洲和亚洲的城市化率预计将分别达到56%和64%，城市化率年均增长1%左右；预计到2050年，世界的城市人口将会再增加25亿人，其中近90%的增长都集中在亚洲和非洲。在亚洲和非洲，未来新增的城市人口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从新增城市人口的国家分布来看，未来30年，全球20亿左右的新增城市人口中，37%将来自中国、印度和尼日利亚三国，其中印度城市人口增长最多，将达4.04亿，中国和尼日利亚将分别增加2.92亿和2.12亿。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不一定存在绝对的相关性。非洲和亚洲的城市化潜力反映了两大洲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不代表城市化一定会带来经济增长。比如拉美等地区城市化并没有真正对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因此，非洲和亚洲未来城市化潜力能否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潜力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6.日益加重的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问题将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紧迫约束。

从能源和资源的总量角度来看，能源和资源的供给是充足的，特别是随着能源资源技术的突破，能源资源的总量供给将不会成为未来很长时间内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约束。然而，能源资源的供求空间不均衡、新旧技术的冲突以及使用过程中带来的空气污染和环境破坏将成为影响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除了传统的能源资源分布和经济发展水平分布的空间不一致对全球经济和政治稳定的影响外，还有两方面影响值得关注。

一是新技术的出现将改变全球能源供给和产业分工的格局，也会带来新旧技术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新技术的出现使得许多非常规能源的利用成为现实。而非常规能源的资源分布与常规能源存在很大差异，由此将导致全球能源供给和产业分工的格局发生变化。最为典型的例子是，随着页岩气技术的突破，全球能源供给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国的能源自给能力大幅提升，能源成本也大幅下降。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在《2018年度能源展望报告》中表示，预计到2022 年，美国将由石油和天然气的净进口国变为净出口国，较之前的预测提前4年。同时未来类似新技术的出现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全球不同地区的能源、资源禀赋，建立在传统能源、资源禀赋基础上的产业分工格局也将会发生重大变化，新旧技术之间产生冲突，也将会对全球经济的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另外，随着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全球能源市场甚至有可能出现破裂，当地的能源市场很大程度上可以由该国自己的资源来供应。

二是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越来越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紧迫约束。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最新报告估计，全球“碳预算”（即能将温度上升幅度控制在2℃左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万亿吨（3.7万亿吨二氧化碳）。目前大约已经用掉了一半的预算。这意味着还能排放大约1.350 万亿吨-1.985万亿吨二氧化碳。根据BP的推算，2016年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354亿吨，这意味即便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增长，这些预算也只能使用50年左右，如果按照过去50余年平均2.3%的增速推算，这些预算只能使用35年左右。不仅如此，能源使用带来的污染正日益影响全球人口的生活健康，控制环境污染压力日渐增大。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城市空气质量数据库”显示，全球只有12%的人口生活在空气质量符合世卫组织健康标准的城市，生活在空气污染指标至少超过该标准2.5倍的人口数量约占全球总人口的一半。

7.中国将越来越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变化，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越来越重要，而且将从更多的被动影响向更多的主动影响转变。这种影响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使中国经济转型将直接影响全球整体经济和主要国家经济走势。据世界银行数据测算，2012年至2016年主要国家和地区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美国为10%，欧盟为8%，日本为2%，中国达34%，超过美、欧、日贡献之和。如此之大的贡献意味中国经济的波动将直接导致全球经济的波动。在贸易方面，中国对外开放对国际贸易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有研究表明，本世纪以来中国更加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和全球价值链，促成了全球出口超预期的增长。另外，还有研究（Constantinescu et. al，2016；Sanjay Kalra，2016）表明，最近全球贸易增长速度放缓与中国的再平衡、增长模式的转型特别是价值链的攀升存在一定关系。在投资方面，中国的对外投资也已稳居世界前列。2012年至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累计6600多亿美元，年均增长22.3%，由全球第3位升至第2位，仅次于美国；对外投资存量全球排名由第13位上升至第6 位，占全球存量的份额由2.3%提升至5.2%。这些数据都表明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和贸易发展将起着越来越难以忽视的作用。二是中国将成为全球化未来进程的重要维护力量。与欧盟的分裂和美国的主张保护主义不同，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2017年1月，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重申“中国要坚定不移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在开放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构建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同时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中国将与布鲁塞尔和华盛顿一道成为全球化进程的关键决策点。三是中国将成为完善和改革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力量。当前，完善和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日趋紧迫。面对这一局面，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巩固和完善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贡献了先进理念、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无疑给面临“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当今世界带来了一股“清流”。不仅如此，中国还在用实际行动践行这一理念。尽管美国政府退出了《巴黎协定》，中国政府仍然致力于履行自身的减排承诺。中国发起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支持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和其他生产性领域的投资，促进亚洲地区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合作。

当然，中国作为后发崛起国必然会引起先发守成国的警惕，近些年一些西方学者频频使用“修昔底德陷阱”来描述中美关系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不过客观地看，中美能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有诸多方面的因素：首先，历史中的战争苦难使得各国都尽量避免使用武力而采取协商的方式来解决矛盾，核威慑的存在更使得国家必须保持理性不至于走向共同灭亡；其次，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发展使得各国的利益都深度捆绑在一起，大国之间的依赖程度相对更高，中美之间的差异和矛盾终究还是小于双方的共同利益，即使存在竞争也不至于演化成敌对；最后，当前的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环境早已不是过去的景象，一方面国际法和国际组织能够对国家之间的冲突产生一定的约束力，另一方面国内的社会力量也会对两国关系进行调整和纠偏。总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两国可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与此同时，也可以看出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势对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

全球经济增长的未来预期

这里采用世界银行开发的全球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结合前面对于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从中长期的角度给出全球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的趋势性结果。

1.未来20年全球经济的平均增速将难以达到之前几十年的平均水平。

从人口及其年龄结构来看，未来20年全球人口将继续增长，但人口增长的速度将会放慢，人口增长的速度将由之前的年均1.5%以上迅速降至1%以下；总人口抚养率将一改过去50年来的变化趋势，由不断下降的趋势转为不断上升的趋势。总人口抚养率由2015年的52.3%上升到2035年的55.7%。人口抚养率的变化长期来看将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重要影响，未来20年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会下降。人口抚养率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全球劳动力的供给状况，总人口抚养率的上升意味着劳动力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在劳动参与率不变的情况下，意味着劳动力的供给比率将下降。如果总人口的增长不能抵消人口抚养率上升的不利影响，那么全球劳动力的供给绝对量将下降。即使可以抵消，也会使得全球劳动力增长的速度放慢。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未来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速度将由目前的年均1.0%以上迅速降至2035年将为0.6%左右。

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正如前面对经济周期的分析中所提到的，重大技术革命是影响全球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尽管全球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新技术的创新不断涌现，都有可能成为促使全球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期。但是新重大技术革命的应用和发挥作用需要一个周期，目前来看全球经济可能正处在全球经济长周期中的衰退和调整期，但是从长期来看，新的重大技术革新终将带领全球经济步入正轨，但是这一时期何时到来仍然不确定。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成熟经济体，越来越多的国家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全球通过追赶实现技术快速进步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少，全球技术进步的速度将继续呈现下滑态势。

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人口红利的逐渐消耗殆尽，将使得全球储蓄率呈现下降趋势，全球物质资本的积累将随着人口抚养率特别是老年人口抚养比的上升而逐渐放慢速度。Grigoli等人（2014）的研究表明，老龄人口抚养比提高一个百分点，国家储蓄率将下降0.99 个百分点。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未来全球老龄人口抚养比将从目前的12.6%上升至2035年20.2%。与物质资本的积累不同的是人力资本的变化，随着全球经济增长，全球居民的收入水平将不断上升，贫困人口将不断减少，同时经济水平的提高也会使得各国有更多的财政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从而进一步提高全球劳动力整体的人力资本积累，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抵消物质资本积累速度放缓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大多数国际机构预测，在不按PPP加权的情况下，未来20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将低于3%，这明显低于危机之前20年的平均水平（3.1%）。如普华永道（PWC，2017）预测，2020-2030年和2030—2040年全球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7%和2.5%；美国大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2018）估计，2018-2022年和2023-2027年全球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3.0% 和2.8%；经济学人智库（2015）预测，2020—2030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仅为2.5%。另外分析不同的预测结果可以发现，绝大多数预测结果都显示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将呈现趋势性下降。综合前面的定性分析及本研究的模型模拟结果，本文分析认为，未来15-20年全球经济增长平均速度为2.6%，而且整体呈现下降的趋势。未来20年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将可能进一步放缓。

从发达国家整体来看，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开始下降，2015-2035年间年均下降0.3%；到2035年劳动年龄人口将比现在下降5.5%。人口的老龄化程度将快速提升，到2035年65岁以上人口比重将比现在提高6个百分点。抚养比和老龄化程度的提升不仅使劳动力供给下降，还会对发达国家储蓄率、公共支出、创新能力等方面带来不利影响，最终影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另外，随着发展中国家在基础条件和研发投入方面的不断加强，未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但在科技竞争方面将会更加激烈，在人才跨国流动方面发达国家也将难以维持过去的有利地位。综合前面的定性分析及模型的模拟结果，本文预期2020-2035 年发达国家整体的增长速度将低于2%，大约在1.7%左右，要低于过去50多年的平均增长速度。

从欧盟、日本以及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或经济体未来的经济前景来看，欧盟和日本经济的前景存在很大的共性。首先，老龄化和劳动力供给等问题将继续成为拖累欧盟和日本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因素。欧盟和日本是全球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区域之一，人口老龄化不仅影响劳动力的供给，还会对政府公共支出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将进一步加重其政府债务的负担，影响其资本积累的速度。虽然可以预测这些国家可能会在工作年限、政府公共支出等领域进行改革，但是从目前来看这些国家和地区尚未实施重大改革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另外，这些国家人力资本水平已经较高，可以提高的空间较少。其次，从科技创新的角度来看，虽然欧盟和日本仍然可能是全球引领技术进步的国家之一，但是没有迹象表明这些国家未来可能在技术创新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因此整体来看，未来10 到20年欧盟和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尤其是欧盟很难保持过去30多年的水平。

美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前景，虽然与欧盟和日本稍有区别，但是也存在一定相同之处。尽管美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要低于日本和欧盟，但是人口抚养比也正处于转折期，未来也将呈现较快增长；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崛起一方面动摇了美国延续几十年大量吸引外来高素质劳动力的有利位置，另一方面也对美国继续在新技术革命中保持前沿位置提出了挑战。综合这些因素，可以预期未来10到20 年美国经济很难维持过去30年平均3%的水平，维持相对较低的水平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2.未来15-20年发展中国家仍有望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部分亚洲和非洲国家将全球经济的领跑者。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维持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面要素更加有利。首先，人口红利将继续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创造有利条件。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整体的总抚养率从2015年的58%下降到2035年的54.0%，下降约4个百分点，总抚养率开始趋近最低点，到2035年除中国之外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人口红利。其次，发展中国家未来有望实现更快速度的技术追赶。尽管当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水平仍存在很大差距，然而新时期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国际间技术扩散的加快提供了条件，因此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未来的技术追赶和经济追赶。再次，发展中国家的高储蓄率为资本积累提供了有力支撑。过去二十年，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储蓄率要比发达国家高6-7个百分点，随着发展中国家人口总抚养率的进一步降低，未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将为经济增长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此外，随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实力和经济增速的相对变化，未来国际资本和人力资源的流向将会越来越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从而加速发展中国家的追赶进程。最后，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将会有更多资金用于基础设施的改善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综合前面分析的影响因素及模型的模拟结果，本文预期2020- 2035年发展中国家虽然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仍将继续保持较高增长的趋势，年均增长速度将达到4.9% 左右。

此外，本研究试图找出未来15-20年具备较快增长潜力且规模较大的经济体。除了前面分析所采用的模型外，这里还借鉴了世界增长和发展委员会对全球经济增长历史研究的一些经验总结。该委员总结了持续高增长的经济体的五个共同特征，分别是：（1）充分利用了国际经济；（2）保持了宏观经济的稳定；（3）积聚了很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4）允许由市场来配置资源；（5）拥有敢作敢为、值得信赖和精明强干的政府。依据这两方面的信息，2016年经济规模最大的25个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增长趋势为：人口规模都超过1亿或在1亿左右，且目前的经济规模都比较大。未来15-20年有望保持5%以上的经济增速，符合上述条件的有4个国家，分别是印度、尼日利亚、埃及和菲律宾。

3.未来2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及其与美国经济体量的比较。

（1）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将逐渐由中速过渡并回归至全球平均增速。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经济仍将处于不断转型之中。从供给侧来看，虽然人口政策的改变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有一定的调整作用，但劳动年龄人口仍将呈现下降的趋势；受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和新生代消费理念变化等因素影响，资本供给的增长速度也将不断下滑；随着经济转型的不断深入和距离全球技术前沿越来越近，通过结构调整和技术模仿提升效率的空间越来越小，全要素生产率将难以回到以前的高增长状态。整体来看，未来30余年中国经济将保持相对较长一段时期的中速增长，然后逐渐回归至全球的平均增速。根据我们的分析，到2035年，中国的投资率将逐渐下滑至30%以下，全要素生产率将逐渐保持在2%—2.5%左右的水平，2020—2035年期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速将达到4.8% 左右，这一期间经济规模大致可以翻一番。

（2）经济总量将逐渐赶超美国并保持全球第一大经济的地位。在前面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展望的基础上，结合我们对美国和全球未来经济的展望，可以对未来中国经济体量进行国际比较。依据前面的分析，2020-2035年期间全球和美国GDP年均增速将分别达到2.6% 和2.4%。同时假设未来的通胀水平与近些年大致相当，且逐渐呈降低趋势。另外考虑中国经济的追赶过程尚在继续，2020-2035年期间假设中国相对于美国实际汇率保持年均1%左右的升值水平。基于上述假设可以推断，中国名义GDP 将在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到2035年，中国名义GDP将达到57万亿美元左右，比美国GDP高30%左右，届时中国GDP占全球的比重将达到23%左右。

（3）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将接近三分之二。对中等收入者的衡量方法很多，判断标准并不统一。目前来看，大致分两类：一类是绝对标准，使用比较多的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提出的“家庭人均每天支出10-100美元（2005年PPP$）”的标准，该标准的下限是两个贫困线最低的发达国家（葡萄牙、意大利）的平均贫困线，上限为最富裕的发达国家（卢森堡）收入中位数的2倍；另一类是相对标准，根据收入分配的角度定义中等收入群体，如李实等人（2017）按照国际中等收入的66%和300%的区间界定中等收入群体。李实等人（2017）研究指出按照“每天支出10-100美元”的绝对标准，“中国在2013年的时候，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已经超过了55%，2016年达到66%”；按照“66%和300%的区间”标准，2016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大概达到32%。虽然按照绝对标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已经比较高，但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结构层次相对较低，即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人均每天支出绝大多数落在10~30 美元区间内；按相对标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离50%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从未来看，综合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政策改善等因素，预计按照绝对标准，2035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将占据全部人口绝大多数；按相对标准，2035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将达60%以上的水平。

结论与政策启示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全球经济极有可能进入保持长期较低增速的阶段；全球经济格局将继续过去十年的变化趋势，全球经济的多极化趋势将更加明显；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部分国家将领跑全球经济增长。这些趋势性变化将会给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挑战。

1.全球经济的多极化趋势和较低增速将影响全球的稳定。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滑和发展中国家的快速追赶，全球的经济力量对比将继续发展变化，全球经济的多极化趋势将更加明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围绕资源、环境方面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全球经济的稳定将面临更大挑战。中国需要做好相应的应对之策。

2.发达国家经济的较低增速将给中国产业升级带来更大的竞争压力。一方面，发达国家经济一直是中国制成品的主要出口市场，因此发达国家经济的低速增长必将影响中国产品出口的需求；而且发达国家经济低速增长带来的高失业等压力也会加剧其对于中国出口的抵制，相应的贸易摩擦也会加剧。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为了恢复经济增长，纷纷推出再制造业化，吸引国际资本回流；而且中国产业的升级也使得中国与发达国家过去的互补关系逐渐转变为竞争关系，因此未来中国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竞争压力将不断加大。

3.中美经济体量相对变化为中国处理好中美关系提出更大挑战。未来15-2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经济总量第一大国。尽管我们不会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但历史经验揭示，大国之间经济赶超往往会带来一定冲突。最近的中美贸易摩擦已经展示了这种冲突的苗头。未来如何推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仍然是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

4.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对于未来中国经济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随着基础设施、投资环境等方面的不断改善和全球产业的进一步转移，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部分国家将有望加速发展，其市场也在不断壮大。这一方面将为中国加强对这些国家的合作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也给未来中国经济带来了挑战。（参考文献及原文图表略） 

本文执笔：何建武  朱博恩

文章来源：《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19年第3－4期合刊

图片来源：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