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本熹院士：中国石油科技和石油教育的开拓者

1915年2月，曹本熹出生于上海一个普通的职员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和社会进步人士“科学救国”“工业救国”主张的感染，曹本熹立志在科学救国和工业救国的大业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193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七·七”事变，日本法西斯践踏赤县神州，清华大学被迫南迁，曹本熹在西南联大经历了最艰难的磨炼，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大学学业。

1939年12月，西南联大化学系需要聘请物理化学助教，把刚毕业参加工作的曹本熹聘回西南联大化学系工作，辅导学生学习物理化学，批改作业，指导实验。曹本熹在担任物理化学助教工作的过程中，在学业上也有较大的提高。

此后有人投资在昆明附近建了一个“利滇化工厂”，他被聘请到该厂任助理工程师，参加碳酸钾、染料及肥皂的生产技术工作。这对曹本熹后来一生从事化工专业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也是他立志工业救国的第一次实践，由此更加坚定了他科学强国的信念。

为了学得更多本领，他毅然离开了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女儿，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英国皇家协会伦敦帝国学院化工系攻读研究生。自1943年到1946年前后的四个年头中，他起早贪黑、废寝忘食地沉浸在知识海洋之中，完成高水平的博士论文《湍流状态下低温气体与金属壁的传热研究》。这在当时是属化学工程的前沿课题，受到了导师的高度评价，并建议他继续留英深入研究。然而，他于1946年获博土学位之后，毅然表示立即回国。

1947年1月27日，校长梅贻琦任命曹本熹为清华大学化学工程学系代主任。

当他踏上祖国大地时，心情无比兴奋。因为这时中国已战胜日本侵略者。他和分别多年的亲人相聚的同时，接到清华大学邀请他到北平创办化学工程学系的消息，立即马不停蹄地回到久别的母校，用他所学的知识和青春年华实践少年时的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梦想。

没有教师，他四处奔走，八方联络；没有实验仪器，他走遍北平的旧货摊，把一些可利用的废旧物资收集起来，自己动手改造。化工系很快开课招生。到1948年，化工系已成为当时全国高等学校中师资阵容强大，图书资料、教学仪器齐全的具有相当规模的科系之一。

1949年，曹本熹在清华大学化工系师生学习会上发言。

正当曹本熹打算大干一场的时候，抗美援朝战争促使这位年轻的化工专家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到了石油上。

在朝鲜战场上，敌机在我军头顶上盘旋，我军的弹药车眼看就进入隐蔽的山洞了，汽车却突然熄火。一声巨响，弹药车变成一片火海，战士也消失在烈火之中。

就因为汽油——现代战争的血液！蜡块栓塞油路，就像血脂栓塞了战士的血管，在与魔鬼搏斗时突然昏厥。曹本熹知道，当时我国用的汽油，大部分是进口的“洋油”，油质、油类、标号、性能都不清楚，战士使用这些汽油，就像身体被输入了不知血型和质量的血液，多么危险啊！

在了解到这种情况后，曹本熹拍案而起，激愤地说：“我们有责任，我们有义务!”石油成了他日之所想，夜之所梦。

怎样才能发展我们的石油工业，改变这种依靠“洋油”打仗的局面？他以实验室和课堂为武器投入了抗美援朝战争。

“石油太重要了！中国岂能没有强大的石油工业！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油田、炼油厂、勘探专家、采油专家、冶炼专家。”

曹本熹领导的研究室一方面接受了燃料工业部交给的油料干部训练班的任务，组织化工系师生完成国家下达的军用油品的化验任务，一方面随即向学校打报告，要求在化工系设石油课程。

1951年5月，在各方面的支持下，清华大学化工系石油炼制组成立了,当年炼制组就有30位学生到石油厂矿学习。他迈出了中国自己培养石油科技人才的第一步。

1952年院系调整工作，以清华大学地质系、采矿系、化工系的石油组为基础，汇合了天津大学四个系的石油组以及北京大学化工系、燕京大学数学系的师生力量，建立了清华大学石油工程系，由曹本熹任系主任。他高兴万分、夜以继日地查资料、编教材，组建实验室，带领全系师生又一次从头创业，决心为发展新中国的石油工业，为培养石油工业的建设人才而竭尽自己的力量。他杰出的组织才能和忘我的献身精神，使石油工程系在短短几个月里就雏凤凌空，光彩夺目。

1953年1月15日，清华大学接到中央教育部的指示，要求在清华石油系的基础上成立北京石油学院。没有校舍、实验室、图书馆，没有教授、讲师、实验员，能把石油学院建起来吗？身为筹建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曹本熹把创建清华大学化工系的经验吸取过来，和筹备组的其他成员一道，全身心地投入到北京石油学院的筹建工作中。

曹本熹被推选担任筹备委员会委员兼建校筹备处副主任。从院址选择，校园规划和校舍布局，到系科设置、专业设置、师资配置、教学计划的制定等等，任务艰巨，时间紧迫，他要和上级领导研究，要和教师们商讨，有时还征求学生们的意见，都坚持把各项工作做细、做实。

1953年10月1日，北京石油学院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所石油高等学府，是石油高等教育的重要里程碑。在北京石油学院期间，曹本熹先后任教务长和主管科研的副院长。

曹本熹在一线教学上注重人文关怀。在学校初建时，教师缺乏，一些石油厂矿的工程技术骨干被请上了讲台。他们在厂矿工作很得力，但初上讲台有些不习惯，时常听到学生的议论和反映。曹本熹想听他们的课，了解情况，帮助他们，但又怕只听他们的课会在学生中产生影响，损伤他们的威信，于是，他花费大量时间，采用谁的课都听的办法，然后有针对性地帮助解决问题。

曹本熹敢于接受时代的挑战。1950年，全国进入了“大跃进”。在石油学院，大跃进不仅表现在土法炼铁、土法炼油等一些轰轰烈烈的形式上，还表现在教学的避难点、走捷径上。《化工原理》是一门难教难学的课程，许多学生贴大字报炮轰“瘟神”，要求撤掉这门课，还把“炮火”倾泄到一些教这门课的教师身上。已是副院长的曹本熹，在这种情况下挺身而出，主动担起了这门课的讲授任务，而且按他一贯的严格要求，丝毫不减讲课和考试的难度。在他的影响下，其它有相同境遇的课程也摆脱了被炮轰的厄运，维持了学校的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

1958年夏，曹本熹与炼制系同学讨论实验问题（靠墙树立的木制实验架是曹本熹自己动手制作的）。

曹本熹注重育人教育的潜移默化，注重实效和长远。郑远扬教授是曹先生上世纪50年代在北京石油学院培养的唯一的研究生。他回忆说，“我一入学，他就安排我在实验大厅旁的小屋里学习，说这样可以多接触实验室，有利于培养实验技能。他找来工人师傅教我管工和钳工，又带我到玻璃房，让我学点吹玻璃技术。还让我听电工讲座，自己动手安装实验装置，让我坚持自学，给我布置参考书目，查阅读书笔记……他在我身上下的功夫，有些是事隔很多年才悟透的。”

春去秋来，年复一年，催笋成竹，北京石油学院茁壮地成长起来了。“十年磨一剑”， 从1953年到1963年，曹本熹努力坚持原则，以大局和团结为重，兢兢业业，为中国石油高等教育奠基铺路，为国家造就了一大批石油科技的栋梁之才，一批又一批的毕业生奔赴石油勘探队、采油站、炼油厂、科研所，奔向石油工业所需要的一切地方，为祖国献石油，贡献青春年华和聪明才智。

1963年1月，经过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大地，一切在复苏，在萌生着新的青春朝气与活力。

大庆油田会战胜利喜讯不断传来，北京石油学院到处是一片活跃的景象。北京石油学院在前进、在完善。曹本熹副院长又在酝酿着新的发展蓝图。但这时他接到一个调令，要他到第二机械工业部(1982年后改称核工业部)任职，这是国务院指名道姓的调令，实在是太意外了。

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杰一见到他就说：“曹教授，你来了，太好啦！我们把你调来，可不容易啊！我们想请你担任二局核燃料局的总工程师兼副局长。”曹本熹看着兴奋的部长，听着他热烈的话语，深感担子的沉重。因为核燃料生产对他来说是一个新课题。但这是为了巩固我国的国防，为了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为了保卫世界和平，为了我们国家的强盛，也是为了结束中国人民受人欺凌的历史，多大的困难，也要把它承担下来。他点点头，没有丝毫的畏难情绪。

曹本熹被紧急调到二机部，是要他负责核燃料的科技攻关和生产技术的领导工作，曹总的到来，使这方面工作有了一个主心骨，有了一个能和各级技术人员一起摸爬滚打的贴心人，有了一个强有力的指挥员。

他参加领导了铀转化过程、核燃料后处理、热核聚变材料生产等重大研究试验，领导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性的重大技术问题。为保证我国核燃料化工生产的工程建设，顺利投产和技术改造，发展我国的核武器及核科学技术与核工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曹本熹从北京石油学院调到二机部时已是年近半百，他接受一项项任务，要克服生活、家庭、体力、精神诸多方面的压力和困难。其中他心爱的女儿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不幸身患不治之症白血病，当时生产核燃料正处在节节胜利的关键时刻，组织上以“回京汇报工作”的名义，让他看看他的女儿，但他心里惦记着工厂的生产，很快就返回了工厂。1965年7月女儿病故，曾使他悲痛欲绝。

他忍受着悲痛仍像往常一样地工作着，但“文革”的劫难又降临了，他不顾当时极左思潮给他带来的沉重的政治压力，忍辱负重，深入北漠现场，用高尚的情操和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忘我工作，感动了现场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他沉稳地担负着核燃料新工艺投产试验的领导工作，耐心细致地检查指导生产线的每一个环节，终于赢得试车的成功。

 “文革”十年动乱中，他一家三口，分在三个地方，儿子在西北工厂，夫人魏娱之随北京石油学院迁到山东，真是妻离子散，但这一切均不能妨碍他对核化工事业的忠诚。事业在他心中是至高无上的，他藐视一切阻力和困难。他卓有成效的研究与技术开发，为我国核武器的研制与生产作出了卓越贡献。

 粉碎“四人帮”后，曹本熹以极大的热情继续为发展我国的核化工技术出谋划策，热情培养年青的核工业技术人员。他于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3年4月，被任命为核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副主任。

1982年冬天，癌症手术后在家休养的曹本熹与研究生郑远扬（右）、清华化工系王琪（左）合影

由于多年的积劳和磨难，自1980年以后曹本熹的身体日益虚弱。这时他正在负责一项新的设计试验和研究工作，仍一刻不停地忙着跑研究所、跑工厂、抓方案、抓设计。直到1982年下半年，他有了便血等明显症状后，才在同志们催促下到医院检查，并确诊为直肠癌。

术后不到半年，1983年5月，他又急忙上班了，组织上只许他工作半天，他却经常整日埋头工作，半天到机关，半天在家翻阅文献资料，没有一刻的休息。

1983年12月20日，为发展我国核科学技术勤勤恳恳工作了20多年的曹本熹昏迷不醒， 12月25日与世长辞。

 曹本熹临终时没有留下遗言，却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他曾担任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从1964年2月到1983年6月，历时19年。他代表人民经常了解民情、民意，深知我国还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低下，他对自己对家庭成员要求十分严格，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不谋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家人都衣食简朴，力戒奢华。

和他相识、相爱、共同生活达五十年，相濡以沫的夫人魏娱之教授最能了解他的这种心情。曹本熹教授逝世后，魏娱之忍受着悲痛决定把他的遗体献给医院，探索他的死因，探索他为什么在肚内长满癌块的情况下还能克服疼痛，坚持工作。

再就是把她和曹本熹几十年积蓄的两万元存款全部献出，将一万元人民币捐到中国老年委员会，一万元捐到月坛街道民政科，用来兴办老年和残疾人的福利事业，实现其“用在对党对国家有益的事业上，为人类作出最后—次贡献”的遗愿。

曹本熹教授一生淡泊名利，工作上有了成绩总说是因为党的领导，同志们的努力。他是我国“氢弹突破及武器化”项目的主要完成者之一，在他逝世两年后即1985年，经国家评审，这个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主要完成者为：于敏、陈能宽、彭桓武、周光召、曹本熹、俞大光、张兴钤)，如他九泉有知，一定也会感到莫大的欣慰。他对事业不懈的追求、炽热的深情和为实现事业勇敢拼搏的精神，是留给我们的无价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