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百甫：改革年代的发展脉络与治理思维——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顾问、原副主任陆百甫

中国经济报告：您作为中国改革顶层设计的亲历者和参与者，站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段历程，有何评价？

陆百甫：改革开放40年，这体现了我们伟大的民族决心，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实践，这是一个伟大制度创新出来的东西，这是一个发展的飞跃，这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成功。这几个方面的内涵太重要了。回顾这段历程，对我们这种经历过动荡年代、饥荒年代的人来说，那种自豪感、幸福感和满意度是油然而生的，这也是一些年轻人体会不到的。

中国经济报告：能否简要介绍一下这段历程中较为重要的亮点？

陆百甫：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亮点当然有很多，我主要列举八个方面。

第一，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对于这个制度的确立，我也有幸参与其中。在改革过程中，针对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最终经历了各种艰难探索和多番讨论，终于决定下来我们要走什么样的路。我们的经济制度可以说“进可攻、退可守”。我们不走私有化之路，也不走回头路搞单一公有制，我们形成了多元化所有制结构。

第二，实施了以农村家庭承包所有制为核心、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40年改革中，三农改革是基础。经过这40年的探索，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再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最后确定出来这一体制，使得农业连年丰收，农民富起来了。现在，又开展了农地“三权分置”改革。

第三，推行了以国有企业为重点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城市改革最核心问题就是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要适应新形势，从一些非竞争领域退出去，这可以让中国企业越来越有活力。

第四，实施了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又能发挥政府合理作用的经济运行机制。我们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又没有放弃合理发挥政府的作用。这两个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我们都有，一个是向市场要活跃性，一个是让政府作为发展的“压舱石”。

第五，建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特别是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新分配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我们没动摇，而是加上了要素参与分配，使得劳动优势和各方面要素优势都能发挥再分配作用，具有双向优势。新分配制度的动员力很强，完全打破了“大锅饭”。

第六，建立了以分税制为核心的中央地方财政分级制度，实施了以增值税与所得税为双主体的多种税制相匹配的复合型税制。这个制度一建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非常协调。

第七，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以中央银行为核心的多种商业金融相匹配的新金融体系。原来是大一统的银行，后来中央银行突出出来，搞货币调控、金融管理，对经济运行起调节作用。

第八，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全球化的对外开放体系。近年来，外贸覆盖地区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体系已经全球化，有很多领域还在稳步调整，不断向前推进全球化治理体系的创新和完善。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精髓在哪里？

陆百甫：我想可以从思想层面和实践层面来分析这个精髓。就思想层面来看，主要是形成了鲜明的三大理念：一是解放思想，其真正含义就是破旧立新；二是与时俱进，就是必须与时代发展趋势相适应；三是实事求是，任何举措都应该是切实可行的。

从实践层面来分析，我认为形成了很强的四大观念。一是改革观念，这个观念从上到下都在讲，自始至终没变过。二是开放观念，虽然改革历程中也存在部分内干扰、外干扰，但改革的总取向没有变过。三是发展观念，邓小平同志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现在习近平同志将这句话继续发扬光大。四是机遇观念，我们把握住了黄金机遇期。

在这些先进理念和观念的指引下，我们在制度和机制建设上，能够做到多元融合、优势互补、兼容并包，这在别的国家是很难做到的。虽然中国改革开放没有样板可以借鉴，但是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出错了就改，改了再继续前进。这一点也能起到关键性作用。另外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些思想精髓，能够让我们排除干扰，在发展上实现“一张蓝图干到底”，一代接一代，而且一代比一代接得好。

中国经济报告：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意义非常重大。您曾参与过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起草工作，当时的背景是怎样的？

陆百甫：当时，中国已经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但也遇到了很多新的矛盾和问题，有的还相当突出。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旧的中央集中计划体制基本上已不怎么起作用，而新的体制还没有形成。1992年秋，党的十四大确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要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就要研究该体制的目标模式，进一步提出明确意见，要有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这次中央《决定》要完成的任务是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骨架。

我们当时所处的状况是，旧体制思想还没有打破，中央集权、首长意志没破除，没有学会用市场手段调控经济，原来的管理方式还在用，新的市场机制没建立，出了问题掌控不住。但是，时移世易，解决经济问题，已不能用过去的老办法，而是要推进改革，尽快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经济报告：在当时，争议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陆百甫：争议最多的是关于企业改革。有两大问题：一是国有企业的资产所有权与企业自主经营权如何分离？二是国有企业可不可以采用公司制这种模式？

对于第一个问题，大多数意见是一致的，认为企业要成为市场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但对政企如何分开，意见很不一致。主要争论点在于如何保证国家对国有资产的控制权并实现保值增值。最后，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洪虎同志提出了“国家是出资者”、而企业是“拥有法人财产权”的法人实体的改革思路，为中央常委会一致采纳。这样，把国家与企业的关系界定清楚，在该《决定》第二部分，凡涉及国家与国有企业关系的各个改革问题的处理，就有了明确的准绳。

对第二个问题的争论焦点是，“公司制”是不是只有资本主义可以用，而社会主义不可用？经过深入讨论，大多数意见认为，“公司制”只是一种管理的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同样可以用。由于“公司制”模式得以确立，因而对“公司制”组织形式可否有多样性的问题也就顺利解决了。

中国经济报告：1995年9月28日，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您参与了该建议的起草。当时，发展目标很多，在该《建议》中只列出了三大标志性目标，其中有一个目标提出，到2000年人均GNP翻两番，2010年比2000年再翻一番。这个新目标是如何确立的？

陆百甫：按邓小平同志原来设想的“三步走”战略，到2000年才实现GNP翻两番。但是，由于全国的努力，1995年就已经可以达到或超过这一目标。按1980年价格计算，1980年GNP为4518亿元，翻一番为9036亿元，翻两番为18092亿元，1995年预计可达到19000亿元左右。但是“九五”再翻一番就有难度了。当时居民生活水平、国民经济素质指标都没有完成，而且还有相当的难度。中央考虑“九五”要在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国民经济素质上花大力气、下大工夫，因此决定总量目标定位为人均GNP翻两番。这意味着，“九五”时期，国民生产总值还可以再翻半番。翻两番是指1995年比1980年增长4倍，再翻半番是增长2倍，到2000年中国GNP可比1980年增加6倍；如果2010年比2000年再翻一番，那么2010年就可以比1980年增长12倍。按此测算，“九五”时期保持6%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可以达标，若按照8%的增速测算，则可以提前两年甚至两年以上就可以达标。因此，中央精神是“九五”不要在经济增长速度上做文章、搞攀比，而应在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与素质上下苦功夫，下大力气。

中国经济报告：1998年10月，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召开时，正值改革开放20周年。此次会议的主题是研究讨论中国农业和农村工作，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您也参与了这次的文件起草工作。为什么这次会议要将农业和农村问题作为重中之重？

陆百甫：当时，中央政治局讨论认为，十五大后，对全局影响最大的有两个问题，一是深化国企改革问题，一是农村问题。比较起来，当时就农村问题作出决定，条件更成熟，也非常必要。第一，完成十五大确定的跨世纪发展的宏伟任务，必须进一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快农村的全面发展。第二，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年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经验需要进行系统总结。第三，在新形势下，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治建设、基层组织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第四，当时农业连续获得丰收，这是好事，但也引出不少问题，比如粮食库存积压、国有粮企亏损严重，影响了农民收入增长和农村市场扩大等，需要认真研究解决。

中国经济报告：当时，研判的重点问题有哪些？又是如何作出决策的？

陆百甫：当时研判的主要问题是，在改革推动20年后，农村基本经济制度该如何确立？这也是这次《决定》起草的重头戏。在这一问题上，需要明确两大决策：一是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稳定政策如何决策；二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方式要不要明确写入，成为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当时，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实施了20年，距离“30年不变”的政策有效期还剩10年，需要稳定“农心”。因而，必须再次明确宣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长期稳定不变。与此相联系，由于中国农村土地性质是集体所有，而承包权、使用权可以分离，从而产生了集体与家庭两层经营的现象，在许多地方，“统”与“分”结合得好的经营体制有利于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因此，大家在讨论中一致认为，家庭分散经营的承包制和集体统一经营相结合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是一种适合中国农村改革之需，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大发展的经营体制，应当统合明确。这是这次《决定》的一个新亮点和新突破。

中国经济报告：您如何看待改革过程中的一些成本和代价？

陆百甫：任何事物要生存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不例外。当然，付出的代价自然是越少越好。一般而言，这种代价有四种情况。第一种就是前进本身，要破旧立新，就会有制度成本、社会成本。第二种是阶段转换。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从某个阶段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经由否定之否定，逐渐过渡到新阶段，在这个阶段转换当中也有成本和代价。第三种是经验不足、有失误、走弯路，这就需要付出代价。第四种就是外部干扰带来的代价。付出代价多少，在各个时期并不一样。现在大家看到比较多的是阶段转换的成本。中国发展当中有两件事情有惨痛教训，就是资源代价和环境代价。这主要属于第三种代价。今后的改革发展中，要尽量减少这些代价。

中国经济报告：总结改革开放40年，可以得出哪些经验和教训？

陆百甫：在走过改革开放40年后，我们仍然要有危机意识、忧患意识，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有以下五点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点，要警惕洋教条，不能盲目照搬照抄西方经验，在观念上要消除“外国的月亮一定比中国圆”这样的误导。应该洋为中用，把国外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在学习中借鉴，在借鉴中创新。

第二点，要防止陷入“两个理论”的误区。一个是市场经济并不是泛自由经济，市场经济是基于规则的，有约束的。泛自由化与市场万能，并不是市场经济的内涵。另一个是所有制崇拜。公有制崇拜和私有制崇拜都不可取。中国不能走单一化道路，而要走有序次的多元化道路。

第三点，发展是中国永恒的主题，对发展问题，要坚持“三不”，即不动摇，不能变，不拖延。对中国来讲，时间就是财富。发展就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要永远在路上，这样才可能永远不落后。

第四点，坚持并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调动多种积极性。关键是基层的实践与创新。我们必须重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防止想当然。要坚持发扬中央、地方、群体等多个积极性一起上的经验。要处理好集中与分散的科学关系，这也是我们改革中的一大难点问题。在工作方法上，仍然要重视“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有效做法。实践仍然是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工作做得好不好，就是要看实践结果和群众满意度。

第五点，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战略机遇期的黄金期已经开始式微，我们要有新的应对战略和策略。中国崛起有“鲶鱼效应”，使世界更加活跃起来，不可避免会遇到一些磕磕碰碰，我们应该正确面对。新时代要有新战略、新策略。我觉得，有一个理念需要强化，就是今后中国要有更大的战略耐心，在战略上不急不躁，沉稳低调；在国际事务中还是要有所作为，但永远不称霸。

中国经济报告：作为政府智囊团的“老人”，您如何看中国决策咨询机构的角色、职能和作用？

陆百甫：我觉得中国的决策咨询制度是党和政府的制度创新。过去，在改革初期，我们把决策过程称为“三拍”：决策的时候拍脑袋，执行的时候拍胸脯，失策的时候拍屁股走人。鉴此，党和政府在改革当中大力推行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中央在很早的时候就提出来要善于利用专家，发挥外脑和外力的作用，这样就产生了很多决策咨询机构。智库能够充分发挥作用，这也是中国的一大改革、一大进步、一大成功。

中国经济报告：对决策研究机构来说，最重要的职能是什么呢？

陆百甫：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研究产品，要有研究成果。国家在改革、发展、开放等各方面作出决策前，必须要有研究储备。我们过去在决策方面的研究储备很充分，研究方案、共享方案都有。我们的决策咨询机构在进行政策研究时，没有急功近利，而是有序推进，这是一个很好的路径选择。

作为决策咨询研究机构，应该做到“四个前”：一是思想理念、理论观念要走在时代前列，二是研究要走在历史阶段的前沿，三是意见建议要成为决策的前哨，四是研究方案要走在实践的前方。

做决策咨询研究的人员要忠诚担当，勇于建言，善于择言，兼有耐心，理性务实，要在研究工作中把经济上的合理性与政治上的可行性结合起来。